摘 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民主政治的新概括,“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已经确立。推动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让政协协商更精准地介入基层协商,促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深度融合,从而有机运用到基层治理中,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本文以“请你来协商”为案例,通过具体实践情况的调查分析,在“党的领导、精准述求、共治共享、监督机制”各环节进行路径探索,实现政协协商与基层政协有效衔接。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政协协商;基层协商;“请你来协商”
一、前言
2021年,全过程人民民主正式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民主建设走向了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民主的重要组成,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是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的重要动力。人民政协被赋予唯一的专门协商机构,拥有丰富的协商经验实践,理应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基层[1]协商是和人民群众最为贴近的协商,是人民群众实现人民民主的有效途径,因而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十九大以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已经确立,多元共治的局面要求一个有效的基层协商体系,如何推动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让政协协商更精准地介入基层协商,促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深度融合,从而有机运用到基层治理中,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索。
二、文献研究
(一)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衔接的相关研究
政协协商,基层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基层治理的有效载体,其相关研究始终是热点问题。以“政协协商”作为关键词进行知网搜索11955篇,以“基层协商”作为关键词搜索3134篇,同时包含“政协协商”和“基层协议”关键词1169篇,该研究最早始于1992年余知鹏的《基层政协协商的原则与方法》,过去10年,随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在党的十八大上的首次正式提出,相关研究热度呈逐年上升趋势。2015年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的颁布,强调要通过建立协调联动机制来稳步开展基层协商,同年学界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达到顶峰,交叉研究文献成果高达110篇。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民主,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基层治理的关键平台,对此领域的探索和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在知网关于“政协协商”的文献高达11955篇,关于“基层协商”有3134篇的文献记录,同时涉及两者研究的文献数量为1169篇,该研究最早始于1992年余知鹏的《基层政协协商的原则与方法》,党的十八大后,随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的正式确立,研究热度更是逐年攀升,特别是在2015年《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的发布,强调基层协商的协调联动机制,同年该领域的研究达到巅峰,产生了110篇交叉研究文献。

图1: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文献发表年度趋势图
随后,从十九大对巩固基层政权,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提出与深化,2019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研究文献突破达到187篇,2020年陡步上升至584篇,此后一直保持研究热度,虽然基层协商民主的研究趋势呈波动发展,但依旧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学术成果,为我们研究基层协商民主议事规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撑。
(二)研究成果评述

图2: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文献研究主要主题分布图
从研究成果的具体内容来看,学界对于基层协商民主的研究已然形成两大主流方向:理论深度剖析与实践经验总结。在理论层面上,研究者们不仅对基层协商民主进行了概念界定,还对其实质特性、现存问题以及对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实践层面,研究者们则着眼于基层治理的实际运作,从图2中可见,协商民主成为了研究的热点。他们通过具体案例,深入观察基层协商的实际运行情况,总结了经验,揭示了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总体来看,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学者们都强调了基层协商民主的四大核心要素:主体——基层组织和成员;内容——与民众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形式——灵活多变的协商方式;范围——涵盖了从城市社区到农村委员会,再到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等多个层面。对于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效果,研究者们有着宏观与微观的全面评价。他们普遍认为,基层协商民主在推进政治民主化、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升决策科学性以及培养公民政治意识与参与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也面临着发展不均衡、制度建设有待完善等问题。在国家政策和地方政府的推动下,虽然基层协商实践有所发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确保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引导人民参与社会整治以及促进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仍需加强相关政策支撑和制度建设。特别是在发挥人民群众在协商治理中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作用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实践。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基层协商民主的全面深化和发展。
三、浙江省“请你来协商”实践总结
(一)基本做法
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同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建设作出了总体部署和顶层设计,一系列政策和意见相继出台,各个协商渠道都在进行相应的改革。作为改革发展的先行地浙江,如何化解复杂经济社会利益诉求的基层民众的“民情”压力,在新发展阶段继续深化基层治理改革,成为摆在浙江面前的重要课题。2018年浙江省政协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号召下,经过深思熟虑和广泛调研,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打造“请你来协商”这一基层协商平台。7月,浙江省政协在省域内六县试点打造“请你来协商”的创新实践平台,经过试点与经验的积累,同年12月,这一平台在全省范围内正式推广,实现了由点到面的转变。2019年3月26日,浙江省委专门印发《县(市、区)政协开展“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按照指导意见要求,省政协建章立制,规范运行,统一标识,制作操作手册,创作主题歌曲,使这一平台从“盆景”变为“风景”,成为浙江基层治理实践创新的标志性品牌。该平台在浙江的全域推广具备了正式制度的合法性确认,更在实践中形成了有效的“支配权”,确保了人员、资源等协商要素的充分调动和吸纳。这一平台,作为基层唯一的专门协商平台,其权威性、公共性和持续有效性得到了充分保障。2021年,在“请你来协商”平台经由三年发展后,针对“请你来协商”这一大平台的子平台“民生议事堂”出台了《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关于推进“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推动了平台的深化发展。
(二)实践成效
表1:浙江省“请你来协商”统计表[2]
项目 | “6”活动次数 | “x”活动次数 | 提出意见建议数 | 党委办发文数 | 参与人次 | 委员参与人次 |
2019年 | 224 | 218 | 2416 | 11 | 12462 | 3700 |
2020年 | 290 | 563 | 4848 | 13 | 22325 | 6868 |
2021年 | 602 | 1856 | 13386 | 51 | 56653 | 18284 |
2022年 | 625 | 2713 | 14074 | 33 | 60442 | 40303 |
2023年 | 634 | 2116 | 15048 | 24 | 51805 | 45705 |
合计 | 2375 | 7466 | 49772 | 132 | 203687 | 114860 |
根据表1统计,截止2023年全省市县政协组织开展的“请你来协商”6+X活动达9841场,提出49772具体建议,参与人员达到20多万人次。“请你来协商”平台是由省政协力主打造,是自上而下的协商实践的创造,使得政协协商日渐成为基层协商中的重要方式。从协商议题的精心选择,到协商形式的便民创新,再到协商结果的落实和反馈,都形成了系统而高效的协商机制。人民群众的切身问题得到了妥善处理,党委政府也因此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作为协商平台打造者的人民政协也在协商中使得自身影响力得到提高,多方获利之下,促成了在政协协商的“共识”构建。在协商平台运行过程中,各协商主体对协商平台的信任感日渐提高。人民政协所打造的协商平台日渐成为基层协商的重要途径。协商给予平等,人民政协也从曾经的“高大上”走向“接地气”,人民政协真正走进了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一个人们能够亲身参与、感受协商民主的组织。协商的氛围在这里得到了培育,民主的精神在这里得到了传承。“请你来协商”平台的出现,不仅为浙江的基层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更为实现人民民主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渠道。它真正做到了人民政协为人民,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应有之义。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平台将在浙江乃至全国的基层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衔接的困境剖析
随着“请你来协商”的不断推广和实践,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衔接问题愈发凸显其重要性。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转移,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各自的优势与不足逐渐展现出互补性。在协商民主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系列困境与挑战,课题组通过深入调研,对这些困境和挑战进行剖析,以期为未来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政协协商之困:权力固守与让渡博弈
在政协协商的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权力固守与让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受官本位、权力本位思想的影响,一些领导干部未能准确理解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性,导致在日常工作和管理中,政协协商的主动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政协组织往往要求主动协商,而党委政府及部门则相对被动,这种局面使得“我要协商”的理念难以转化为“要我协商”的实际行动。此外,政协协商在参与面和深入度上也存在不足。一方面,协商主体范围相对狭窄,主要以属地政协委员和基层干部为主,缺乏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另一方面,协商过程中往往缺乏深入调查和分析,导致协商议题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这种局面使得政协协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形式上的民主,而非实质性的民主。有些地方照搬照抄了别处的做法,没有顾及当地群众的要求,别人讨论的事都跟在后面,有了讨论也没有结果;一些地方在协商议事实践中存在着重视数量,忽视质量。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认识上存在误区,他们往往将政协协商视为一种额外的负担,而非推动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途径。这种态度导致他们在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衔接的过程中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存在敷衍塞责的现象。
(二)议题确立之惑:精准度缺失与决策迷茫
协商议题的确定意味着协商的内容与范围,与协商的广度与深度密切相关,也是影响协商效果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在基层协商实践中,我们观察到议题确定过程缺乏明确性。政协在介入时,虽然对议题进行了大致的界定,但对于其产生机制、必要性与公开性、协商细则等细节,都缺乏详细的规范。目前,基层协商往往侧重于党政机关指派的任务,议题多由上而下确定,民意的自下而上反馈较少。协商过程中,双方常因责任推诿、讨价还价而陷入僵局,甚至有人故意拖延,再提新议,导致协商难以高效进行。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协商议题设置随意性大,使得实际协商内容往往偏离了真正需要协商的焦点,这无疑削弱了群众参与协商的积极性。
(三)基层协商之茫:参与度低迷与声音淹没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在价值理念与价值追求上具有共同之处,坚持“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均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主。目前的协商主体主要以属地政协委员、基层干部、利益相关群众为主,缺乏机关及部门干部以及相关领域的专业性人士,镇街开展的民主协商多,村社开展的相对少。基层群众参与度不高,或是无法充分参与,这不仅影响了协商机制的有效性,更导致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缺乏群众的支持和认同。参与协商的各方在素质上存在差异,参与意识较为薄,有些干部仅仅将协商平台视为维稳工具,而非真正的民主参与平台。活动的组织者则常常陷入传统的管控思维,过分注重制度、程序和规则的形式,而忽略了协商内容的实质性准备。基层群众在表达意见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他们不会、不愿、也不善于发声。基层干部在面对质询时,也常常无法给出明确、全面的回答。这种信息沟通的障碍加剧了协商主体之间的信任危机。
(四)协商结果之难:落地难行与效果打折
协商的本质在于寻求解决方案,因此协商成果的落实则成为其关键所在。这一转化过程,实际上是对协商民主制度进行深化和完善的过程。若能有效利用这一转化过程,无疑将促进协商主体提出更为优质、结构合理的建议。然而,当前的成果转化机制尚存诸多不足,如报送机制尚需完善、转办流程尚需健全等,一些地区对于促进协商成果的积极性并不高,对报送结果缺乏及时跟进,这无疑影响了协商成果的有效转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需要多部门协调,许多问题往往不了了之。据调研,部分基层对协商办理情况表示不满,认为相关职能部门回应与落实不及时,导致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此,在报告的形成环节中,我们需要充分考虑所提意见与现有工作和政策的相关性。当前,成果转化效果不佳已成为制约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融合的一大障碍,难以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
五、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的对策建议
在探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如何有效衔接时,我们需深思熟虑几个关键因素。政协的介入时机并非随意,而是与问题的性质、介入方式等紧密相连。首先,面对日常性议题,人民政协宜采取灵活合作的模式,提前布局,整合各方资源,精准把握问题脉络,为基层治理提供有力支持。其次,当突发性、复杂性事件发生时,政协的作用尤为关键。此时,政协应主动靠前,搭建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沟通桥梁,为事件的妥善处理提供缓冲空间。同时,通过多渠道加强与地方党委政府的沟通,确保信息畅通,促进决策的科学性和时效性。再者,针对基层治理中的棘手问题,政协的介入需精准而有限。当党委政府、群众及其他各方力量均难以解决时,政协协商便成为关键力量。通过协商的方式,政协能够巧妙介入,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衔接过程中,我们要巧妙把握时机,既要确保政协的有效介入,又要避免过度干预。双方需充分感受到彼此的参与意愿,形成共识,凝聚合力。为此,我们要以基层为核心,确保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紧密联动。这要求我们从基层自治与基层民主的现实需求出发,完善人民代表参与基层社会管理的制度,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同时,政协协商的退出机制也需具备相应条件,确保协商过程的动态性和实效性。
(一)党旗领航,引领协商全过程
在协商活动的全过程要坚持党的领导,政协协商在深入基层的过程中,与基层协商紧密融合,共同推动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为了确保政协协商在基层的有效实施,我们需要明确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界限与职责,确保两者在衔接中相得益彰。这种衔接不仅为党委政府提供了宝贵的智囊支持,更为街道基层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完善的制度体系也为政协委员深入基层、参与协商活动提供了坚实的法理支撑。在制定协商计划、开展协商活动以及落实协商成果的过程中,政协组织应紧密与党委政府合作,将协商工作纳入党委政府的工作大局中。这样不仅可以确保党委政府对政协协商工作的全程参与,更有助于对协商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统筹推进。街道党工委作为基层治理的核心力量,在协商活动中应积极整合各方资源,使政协成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平台,成为解决基层群众困难的得力助手。要邀请基层政府的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参与基层协商,形成长效的工作机制;注重成果的转化与落实,建立起完善的反馈与评价机制,确保协商成果能够真正转化为推动基层治理的实际动力。
(二)政策精准,回应基层真实述求
政协协商与党委政府工作紧密相连,与基层协商无缝对接,从《政府工作报告》及基层任务中提炼调研课题,确保调研内容充实而富有深度。在协商活动的各个环节,我们都强调与基层政府中心工作的紧密融合。选择协商议题时,我们力求与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相契合,确保政策落到实处。基层治理的前提是基层中有需求,人民群众有表达自己需求的渠道和方式,而精准的锁定需求是开展基层治理的关键。“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正是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的桥梁,旨在解决镇街、村社的大事小情,尤其是那些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在议题征集的过程中,我们坚持双向互动的原则,一方面积极搭建各种民需表达平台,鼓励民众敢于发声;另一方面,政协委员和党政代表则根据民众需求,结合各方数据,精准选择那些与人民群众利益紧密相连的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确保协商议题真正反映基层需求,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办实事。
(三)共治共享,汇聚多元参与力量
传统上,基层协商的主体往往是群众,但由于受到行政思维的束缚,很多时候会倾向于少数权威决策,而非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然而,真正的协商应该是深入人心的,不仅仅停留在形式层面,更需要广泛而真实的对话。实现这一目标,需构建一个科学且多样化的参与机制,既要保证参与者的广泛代表性,又要确保他们的权威性和专业性。例如,杭州富阳区就对村社层面的“民生议事堂”参与者、相关主体的参与频次、专业性保障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他们采用固定人员与临时人员相结合的方式,建立了一支由乡贤和热心人士组成的特聘议事员队伍,为他们颁发了证书,增强了他们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此外,富阳区还特别规定政协委员必须参与基层协商,并将其纳入履职考核。政协绍兴市委员会关于“民生议事堂”“五联五提升”建设的意见(绍市政协〔2023〕5号)对各区、县(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要求每年参加“民生议事堂”或“协商驿站”线下协商活动不少于1次,履职小组成员每年参加“民生议事堂”“协商驿站”线下协商活动或委员工作室线下服务不少于2次。这种强制性与自发性相结合的参与机制,不仅推动了精英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更让每一位参与者深刻感受到自己的主体责任和参与价值。这样的实践,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四)公共利益为本,建立长效监督机制
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确立督促问效的改进机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是衡量一切政治制度的重要指标,“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正是一个生动的例证。面对基层治理等社会问题,我们需要坚持以民为本、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重点围绕协商过程、协商结果落实等进行督促问效改进机制的重塑和技术赋能。具体而言,一是要充分利用好政协委员的界别和智库优势。成立专门的基层协商评估团队,通过列席会议、查看台账、实地考察等方式进行督查评估,确保协商过程的高效和公正,评估结果纳入考核。二是建立“委员督事”和“挂牌销号”制度,对镇街、村社经“民生议事堂”集体协商后做出的决策,辖区的政协委员应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到具体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由各部门汇总分类后挂牌督办,对督办结果交由相关群众评议,合格者方可"销号",以此方式来推动基层协商成果的落实转化,进而达到让群众“不白来”、“没白说”,确保人民群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不断增强,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六、结语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不仅是新时代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首先,党的领导是协商全过程的核心力量,只有在党的引领下,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才能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其次,政策精准是回应基层真实述求的关键,只有确保协商议题与基层需求紧密相连,才能确保协商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再次,共治共享是汇聚多元参与力量的重要方式,只有构建一个科学且多样化的参与机制,才能确保协商活动的广泛性和深入性。最后,以公共利益为本建立长效监督机制,确保协商成果的落实转化,实现人民群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不断增强。
展望未来,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衔接将面临更多的机遇与挑战,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作用将更加凸显。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衔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不断完善协商机制,提高协商水平,确保协商活动能够真正反映基层需求,解决基层问题,推动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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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德洪,绍兴市政协副主席、绍兴市委会主委;王彩,民建绍兴新兴二支部会员、绍兴职业技术学院范蠡商学院副院长;叶伟巍,浙江财经大学教授;赵秀芳,民建绍兴市直文理学院支部会员、绍兴文理学院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