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的政党制度在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与时俱进地进行了现代化构建，有力地展示了其无与伦比的先进性和优越性。理解这一制度体系的关键在于理解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为代表的参政党等政党与国家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其关系体系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和作用。中国共产党通过巩固和发展政党命运共同体，构建了激活参政党进步性的现代化政党运转模式，以“执政党先进性”引领了“参政党进步性”，启发民建从优势巩固、制度提升、技术迭代等方面进行现代化构建。

　　关键词：政党；政党制度；现代化；调适；民建

　　中共二十大确立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项重要制度保障。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参政党，中国民主建国会（以下简称民建）历来以彰显特色的高质量履职服务于执政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当前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进入关键时期的新使命，如何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现代化运转模式中保持进步性、体现时代性、巩固特色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中国式现代化时代命题对民建内在发展逻辑的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所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这一时代命题，既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自我革新，也是对西方现代性危机及西方政党政治的内在超越，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为民建的内在发展提供了诸多启发和宝贵经验。

　　（一）只有自我革命的价值观才能指引民建自身建设不断发展完善

　　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中共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要“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1]中共的自我革命理论和实践探索，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系统性、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这对于指引和推进民建的自身建设、发展完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

　　（二）只有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进程才能凸显民建参政党的重要价值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视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相较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休眠西方“选举民主”，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还有完整的参与实践。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地设计和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各个链条，并着力引领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各方力量充分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链条，从而造就了“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显著对比，就连曾断言“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的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承认“在以发达民主国家为主的许多国家中，经济不平等也极度加剧……这几次危机损害了整个自由民主体系的声誉。”[2]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远大格局、深邃视野与谋略智慧。作为中国民主党派之一的民建，只有充分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进程，才能凸显作为参政党的重要价值和使命意义。

　　（三）只有参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才能激发民建主体活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目的包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制的现代化），继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的现代化），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也不是体制蓝图的预设，而是一场完全以问题为导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调适和迭代，其参与的主体不仅有中国共产党，还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各方力量：一方面，需要有力的政治权威即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来启动和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单个政党的力量有限性决定了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力量来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必要性[3]。这也是民主党派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基本逻辑。民建作为中国政党制度中的一员，以及中国政治体系中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环，理应主动融入也只有主动参与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历史进程之中，作为一个参政党主体的活力才能进一步迸发和释放。

　　二、构建激活参政党进步性的现代化政党运转模式

　　相较于西方零和博弈的政党运转模式，是以“执政党数量和竞争轮替执政”来定义政党制度的西式框架[4]，中国打造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新型政党关系格局，通过有效激活参政党进步性的现代化政党运转模式，杜绝了西方竞争性政党之间相互倾轧而引发的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最大限度地实现政局稳定和高效发展，有效回应执政使命的价值命题、权力行使的民主命题、制度运行的效能命题，为世界政党政治贡献了新的政党运转模式，拓展了政党制度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边界。

　　（一）我国政党制度特质属性：政党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从中国特有的国情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具备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实实践性，并通过载入宪法的方式巩固了政党制度嵌入政治体系所取得的成就[5]，它根植于整个中华民族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深深认同。把共同体视角与政党制度相结合，就可以建立“政党命运共同体”这一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新视角。事实上，中国在国际社会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在国内政治体系中早就打造了同心共向、携手并进、坚不可摧的政党命运共同体。对比西方分裂的政党格局碎片化地冲击、撕裂西方政党之间的合作稳定与共赢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体系制度化地维持了中国的政治稳定，构建起了捆绑在一起的政党命运共同体，这也成为我国政党制度区别于他国的特质属性之一。中国的政党命运共同体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搭建政党交流合作平台，标识了中国的新型政党政治形态，彰显了中国政党政治形态建构的独特方案。政党也同样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主体，政党命运共同体的稳健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上限，因此，中国政党命运共同体的实际国情，也成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可以构建激活包括民建在内的参政党进步性的现代化运转模式的有利基础条件，而置于整个“国家-社会”关系的话语体系之下，可以通过深化政党命运共同体意识、优化政党命运共同体运转、强化政党命运共同体话语[6]等途径来提升现代化政党体系的运转效率和治理效能。

　　（二）现代化政党运转与效能提升的深层逻辑

　　1.政党自身层面：政党组织调适保障党派生命周期。外国学者威廉·尼斯比特·钱伯斯在分析美国政党时，总结现代政党的特征之一是“旨在通过实践促进政党本身的发展。”[7]在现代化的今天，政党不仅仅是过去被视为的一种利益代表机制，更是全球舞台上一种具有适应性和自觉性的重要治理主体和治理结构。判断一个政党的理论、方针、路线、政策等是真理还是谬误，其唯一的检验标准是实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而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对于进入新时代的中国而言，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因素此起彼伏，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发展的大逻辑：国际上，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稳居世界前列，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执政考验；在国内，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党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触动的社会深层次矛盾与风险挑战不断增多；在政党内部，不管是执政的共产党，还是参政的民主党派，部分成员腐败堕落、作风变味，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减弱，均需要各政党顺应时代要求，对治理实践做出调适。“适应性”“自主性”被亨廷顿视为政治制度化的四个维度分析指标之二[8]，不管是世界形势的风云变幻，还是政党治理的现实需要，当旧的思维、旧的习惯、旧的理论、旧的方针、旧的政策禁锢和束缚一个政党发展的时候，必须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敢动真格、主动调适、自我纠偏，从而通过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升级、更加先进的制度和体系，去破解阻碍政党完善提升的“中梗阻”，从而永葆政党的生机和活力，不断保障和延长政党的生命周期。

　　2.国家社会层面：党际良性合作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国家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制度体系安排，而良性的党际关系是多党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础，和谐的党际关系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是有效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前提。世界各国的历史与现实都显示，政党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晴雨表，党际之间良好和谐则社会和谐、国家稳定，党际之间不和谐则社会矛盾尖锐、国家动荡不安。相比世界政党特别是西方政党政治乱象丛生、党际之间彼此倾轧，中国的党际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唯一的执政党，非竞争性的执政条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既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又是平等与合作的关系：一方面，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得到了富有成效的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是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即在发展和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充分利用政治协商会议和民主协商等形式，化解党际矛盾，不断凝聚社会各群体的合力。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等力量开展民主协商，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竭力融入中国式民主进程之中，这一模式为中国的党际关系良性互动注入了活力，拓展了中国式党际良性合作的价值内涵和外延，有效地保障了社会关系和谐，进一步提升了国家的整体治理效能。

　　（三）动力释放：以“执政党先进性”引领“参政党进步性”

　　1.凸显中共执政党先进性的价值理性。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本质要求。纵览人类历史长河，任何一个政党的作用发挥和命运走向，本质上都是与当时那个时代的潮流、规律和进程联系在一起。一个政党，能否始终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归根结底在于能否与时代发展的趋势与方向相吻合，能否始终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纲领、路线、方针，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政党制度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9]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其肩负的长期执政使命，使得其政党建设质量与国家进步、社会发展质量紧密联系在一起。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0]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11]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探索和实践，具有最突出的先进性这一鲜明特征。而中国政党制度不同于其它国家政党政治的鲜明特点之一，还在于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奋斗目标是完全一致的[12]，完全可以通过凸显“执政党先进性”来引领“参政党进步性”，从而放大多党合作的动能与量级。

　　2.突出激活参政党进步性的工具理性。进步性是民主党派的基本属性，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优势所在。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2月6日在与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指出，“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这是首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参政党结合在一起，深刻揭示了两者的内在关系，为我国的多党合作理论作出了重大创新和重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又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共同思想基础、政治基础和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政治方向上，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政党关系上，始终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通力合作；在目标追求上，始终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也是参政党的立党之本以及价值与目标所在。以上都充分构成了中国参政党的进步性能够得到有效激活的基础。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新型政党制度安排，将执政党与参政党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程序化、规范化、民主化的制度安排，集中参政党所代表的各路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避免西方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或是集团利益进行决策和施政而导致的社会撕裂等弊端。此外，我国参政党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参政议政，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参加国家大政方针制定，参与领导人选协商讨论，参加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政策制定、执行等等，涵盖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深度激发了参政党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有效激活了参政党自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进步性。

　　三、优势、制度、技术巩固提升：民建助力国家现代化的体制构建

　　民建作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与者之一，是助推国家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如所有参政党一样，新时代民建也面临着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如何做好政治交接，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二是如何增强履职能力，包括政治把握、参政议政、组织领导、合作共事、解决自身问题等能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民建当从优势巩固、制度提升、技术迭代等方面进行现代化的体制结构重塑与升级，努力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各项目标任务的实现。

　　（一）聚焦价值功能：放大密切联系经济界的参政党优势

　　民建是由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及其联系的知识分子发起建立的政党[13]，具有密切联系经济界的优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民建天然具有的特色属性和价值功能。民建自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召开成立大会以来，这79年的风云岁月里，历经自身政治纲领与时俱进地调适、发展和变革，但是不管怎么变，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优势，始终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民建履行参政党职能的重要内容，形成民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履职特色优势，切实提高了民建作为参政党的履职实效，彰显了民建的特殊贡献。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布《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新历史时期，民建要迅速准确把握新时代民建密切联系经济界优势特色的新的历史方位，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当下，充分联系所团结的经济界人士，包括企业家、经济专家、经济理论学者密集等优势，紧紧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认真履行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以及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基本职能，充分利用“中国非公经济发展论坛”“风险投资论坛”等知名论坛品牌，紧密联系民建所团结的各类型大中小企业、经济界人士，认真调研，主动献策，积极提出具有前瞻性、建设性、可操作性的意见与建议，形成以经济建设助推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心履职的特色优势领域，为高质量助推经济社会进步、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做出民建自己实实在在的贡献。

　　（二）羁束性制度表达：全面从严治会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是通过设置党内法规等自主行为来完成自我约束的羁束性活动。在法律术语中，羁束性行政行为是指行为的范围、方式、程序、手段等由法律详细、明确、具体地规定，行政主体必须严格依法实施的行为。“羁束性”迁移到民建组织制度中来，也即民建“全面从严治会”，借鉴中共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通过以刀口向内的自我革命的形式来突显民建自身以及作为参政党质量的重要价值。诸如前文论述的以执政党的先进性引领参政党的进步性，以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先进性引领民建“全面从严治会”的进步性，是民建自身发展和不断进步的内生动力和内在要求。在“全面从严治会”这一羁束性制度表达方面，民建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创新。2024年1月，民建中央在民建浙江省委会挂牌“民建中央廉政建设示范点”，6月民建中央在浙江召开会史上首次全国廉政建设工作会议；浙江民建率先提出打造新时代清廉建设高地，创新实践党外人士“同心同廉”工程等等，都是民建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和廉洁建设，牢固树立全面从严治会主基调，努力建设清正廉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有益尝试。202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决定自2024年4月至7月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这是在新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新的伟大工程的接续努力。民建可以此为契机，在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上以党为师，在筑牢法纪观念、养成纪律自觉上加强教育，在构建全面从严治会的制度体系上细致完善，在加强新时代民建廉洁文化的建设上挖潜创新，深入拓展推进民建内部监督，努力打造自我革命的民建实践。

　　（三）搭建数智技术构架：赋能民建基层组织建设

　　数智技术包括大数据（Big Data）和人工智能（AI），它们都是当今世界最热门的技术领域，二者互利共生、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大数据通过提供海量数据支撑着人工智能的准确性和性能的提高，人工智能则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来挖掘隐藏在大数据背后的规律，最终提升大数据的使用价值和利用效率。作为世界新兴技术潮流，数智技术正在全面重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民建要推进全面从严治会，离不开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联动的整体性治理体系，而基层组织建设则是从严治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环节，如何做好民建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也是强化会内监督的重点课题之一。以数智技术赋能民建基层组织建设，正成为推进全面从严治会向基层延伸、提升民建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发展方向。虽然“数字技术本身并不足以保证善治，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可能会带来全新的挑战和风险”[14]，但以数智技术为治理工具，既可以为民建中央赋能，重塑民建全面从严治会新格局，破除民建组织体系离散化、治理体系弱化、从严治会表面化等问题，也可以打破数据壁垒，赋能多元主体多跨协同参与民建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在数智技术的具体构架上，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向，加快多元数字化建设方向，从组织体系、制度规范、技术构架、价值塑造等维度，通过填充基础数据框架、完善数字技术参数、规范数据采集边界、数据分析预警与辅助决策等动作，借助“数智”算力，破除“人力”局限，搭建同心同廉、会内监督、制度建设、思想动态、参政议政、理论研究、实践探索、交流互动等数智模块，探索构建民建数字化新型智库、参政议政数智模型、学术研究数字模型等数智构架，汇聚形成会内数据资源池，破解条块分割、分散离向导致的数据壁垒，形成一体化发展平台，提升数智赋能民建基层组织建设的效能。

　　四、结语：以主动求变的自我迭代精神不断提升民建和政党制度的发展绩效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15]中国共产党以“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自我革命勇气和魄力，基于历史的时间向度、实践的经验向度、中国的本土向度、世界的横剖向度考察，深化了对政党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栉风沐雨历程中不断发展和壮大，走出一条令世人瞩目的“中国道路”，书写了由“简”到“巨”历史华章，为新时代发展和完善民建自身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民建能否茁壮成长，政党能否健康赓续，绩效能否有效提升，均需要不断巩固和强化党派自身建设，在当下的历史时期，需要快速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节拍要求，以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价值理念为指引，顺应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进程，持续放大民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参政党特色优势，强化全面从严治会，运用数智技术赋能民建基层组织建设，持续不断地对民建自身进行现代化构建，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先进性”引领民建“参政党进步性”，使得民建在新时期主动求变、自我迭代的真理性与价值性得到充分印证，不断凸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宝贵价值，为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绩效持续提升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 07-22(001).

　　[2]Fukuyama F.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J]. Foreign Affairs，2018(5):90-114.

　　[3]林尚立.新中国政党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67-68.

　　[4]臧秀玲，康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开创了世界政党政治的新模式[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报，2022，(02):19.

　　[5]林尚立.新中国政党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67.

　　[6]林华山.新型政党政治形态的独特方案——以“政党命运共同体”为视角[J].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03):28-32.

　　[7]William Nisbet Chambers，Political Parties in a New Natio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1776-1809（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Chapters 1 and 2，especially pp.45-49.

　　[8][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0-19.

　　[9]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2.

　　[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1]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R］.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12]李燕奇.当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新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31.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N].人民日报，2021－06－26（02）.

　　[14]郁建兴，樊靓.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及其限度——以杭州城市大脑为分析对象[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研究，2022(01):117—125．

　　[15]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8.

　　（ 姚蓓军，民建宁波市委会主委，宁波市财政局局长、一级巡视员；王益女，民建慈溪市基层委主委、慈溪市政协副主席；陈梦笑，民建慈溪二支部会员、慈溪市金融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黄挺辉，民建慈溪市基层委副主委；吴雨倩，民建慈溪二支部会员、慈溪市农业农村局一级科员；任央君，民建慈溪市基层委员会委员、宁波开放大学慈溪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