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与民建（一）
发布时间：2012-11-22 10: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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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大能
黄炎培与民建
关于我父黄炎培（1878—1965）一生的业绩，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以及有关资料中早有不少记载。1993年政府还专门发行了第一批四位爱国民主人士的纪念邮票，父亲是其中之一。这里准备从后辈的角度记述对父亲的认识，特别是他在政治活动中和民建的关系。
父亲出身比我们这一代贫苦得多。祖父是个一无田地二无家产生长在上海川沙的穷秀才。他和两个妹妹出生在川沙城厢镇的姑丈沈肖韵家。我父13岁丧母，17岁失父，兄妹三人成为孤儿。9岁开始寄读于乡间外祖母家，生活十分艰苦。他25岁进乡试中举家境才稍有好转。他成长的年代正是国家多难之秋。腐败的清廷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长。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他曾就读上海南洋公学拜蔡元培为师），更重要的是社会环境教育，使他脑海中深深埋入了爱国主义思想，并且把国家的命运紧紧地和自己的前途联系起来。于是在大力提倡职业教育之余全力投入爱国救亡运动之中。
父亲给我们子女的教育始终贯穿着一条爱国主义红线。那是30年代东北发生“9•18”事件以后的事情。1932年在我就读的中华职业学校大礼堂中，上千人的抗日动员大会上，父亲作动员报告，激昂陈词中突然指名把我从人群中叫站起来，指着我说：“你将来假如能因抗日而牺牲战场，我决不会为你而哭,但如果你不自振作，甘心当亡国奴的话，即使日本人不打死你,我也要打死你！”这惊人的一语，全场为之鸦雀无声，而我这个年仅16岁的青年第一次在这样大庭广众的场面聆听教诲，此生怎能忘怀！另一次难忘的事例是1935年在北平“12•9”学运会开始不久，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求学时参加了上海学生联合会集体游行，要求去南京向蒋介石请愿出兵抗日。学生队伍已占领上海北火车站两昼夜，使上海火车对外交通全部断绝，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寒夜，我的老父母竟然来到车站，发现我正在一个临时炉灶旁烧着开水。当时我们学生好不容易抓住一个火车司机正准备押上车头把我们一列学生请愿车驶往南京。在这紧张时刻，父亲拉着我的手仔细听取了我的报告，微笑颔首称赞，而母亲则摸着我单薄衣衫，只怕我冻出病来。这时学生组织的警戒线内已开始疏散人员，准备开动。父亲忙着在我耳边说：“国民党当局绝不会让你们到南京的，前途艰险万分啊！”他的语调低沉而坚决，却丝毫没有劝阻之意。最后轻声忠告说：“胆要大而心要细，要勇敢但要有策略”。这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而我却至今言犹在耳。这些话对我一生的做人处事有着多大影响！
父亲始终把我们的家放在上海南市而不进租界。他从“9•18”东北沦亡开始佩带黑袖套以示抗日决心，他那种以身作则，严以律已的精神无时无刻不教育着我们后代和他的学生们。
父亲忠心耿耿的爱国思想也全部倾泻于他的事业中。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开始，他曾团结多方，共同站到抗日救亡战线中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同意抗日。1938年5月父亲在汉口第一次会见了周恩来，并结识了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邓颖超等国民参政会中的中共代表。尤其是与周恩来经常往来，建立了诚挚友谊。
在不断的政治活动中，父亲亲身体会到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开始他曾努力调解国共两党间的摩擦，避免抗日阵线的破裂，但1941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他开始警觉；国民党顽固的独裁专政政策如不团结更多的人施加压力是无法使之改变的。要民主就必须斗争不息。于是产生了建立第三方面组织的思想萌芽。1941年3月19日他参与创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同盟），民盟成立之初包括三党三派（民社党、青年党、农工民主党，职教派、救国会、乡治派），这是中国在政治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国、共以外的第三种势力。民盟主张民主、进步、团结抗战，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我父当时是以中华职业教育社名义集体参加的。职教社的主要成员还有江问渔、冷遹等人。在成立大会上，我父与左舜生（青年党）梁漱溟（乡治派）张君劢（民社党）章伯钧（农工民主党）五人被选为常务委员，且被推为常委会主席。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开始就显示出政见中的复杂性。明显存在着左、中、右三个不同倾向。中国当时的政局根本不可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而第三势力也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事实证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了单独召开伪国民大会，把青年党和民社党从民盟中拉了过去，而民盟以后也就不以党派而以个人身份参加组织并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从此队伍比前纯洁得多。
父亲当时的思想，在反对国民党对日本妥协，要求抗战到底，反对国民党专政，要求政治民主方面是立场鲜明的，但是对共产党的认识还很不够。
1945年7月1日父亲和其他5位参政员一行6人以参政员身份从重庆飞到延安，在机场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吴玉章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在延安五天，我父通过实地观察，大大加深了对中共的认识，进一步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他认识到中国的希望，中国的前途在延安一边。他已经开始把爱国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他回重庆后立即写成《延安归来》一书通过“拒检”广泛传播，在后方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中他和毛泽东有关“兴衰周期率”和民主与监督作用等的对话，至今仍脍炙人口。这是对民主认识的深化，也是和毛泽东的第一次思想见面。
如果说我父在参与创建民主政团同盟时还存在“中间路线”的思想，那么延安之行后开始了质的变化。他曾经承认自己是中间派，然而他在民主与独裁之间，在抗战与投降之间，从未有过妥协，他还说过，中间派不是调和派。在是非之间是无法调和的，事实也说明，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国民党一党专政及反共的凶相日益暴露，我父的一切活动也更明显地从所谓中间派转向中共，最后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了。
父与民盟的关系是深远的。直到抗战胜利，他经常还代表着民盟参加活动。特别是1946年1月，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中，他还是代表了民盟参加。然而在这次会议中的主张，有关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等都反映了不仅是职教派的，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刚刚成立的民主建国会的主张。就在这次政协会议期间，父亲反内战、反独裁主张触犯了国民党加深了对他的忌恨，于1946年1月26日竟发生了特务搜查父亲私宅事件，这就更坚定了父亲延安归来以后的民主建国思想。
民建的成立比民盟晚五年。1945年8月日本被迫无条件投降后，全国人民在喜庆之余，普遍要求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出于爱国热忱，在八年抗战中对军需民用的生产和供给作出过巨大贡献和牺牲，但由于国民党的官僚买办资本排挤，已陷于破产境地。于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为代表的一批爱国工商业者和职教社联系的，以父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要求和平、民主，要求国民党放弃独裁，改变对工商业的政策。从1945年8月21日父偕职教社杨卫玉访胡厥文商谈组织开始，在四个月内经过大小24次之多的筹备会议，终于在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实业大厦宣布民主建国会的成立。
父亲与胡厥文是世交。胡的岳父沈恩孚（字信卿）是一位著名教育家。他曾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与我父同是中华职教社主要创始人，他曾长期担任我父创办的人文图书馆馆长，父和胡厥文有着这样深厚诚笃的私交，因此在筹建民建会时首先和他商量。和父及胡厥文共同最早发起民建组织的还有章乃器。民建成立之初的政纲、宣言等基本文件起草都出自他手。成立大会中被选为理事的还有李烛尘、杨卫玉、孙起孟、施复亮、吴羹梅等37人，任监事的有冷遹、沈肃文、张雪澄等19人，成立大会发起人93人，而签名的达134人。从第一批成员的成分看，爱国民族工商业者和以经济界、文教界为主的知识分子约各占一半，可见民建成立之初的代表性。
从民建筹备开始，父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同时参加了民盟和民建的活动。他致力于巩固和扩大第三种政治势力，主要目的是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团结，反对内战。他的这些主张贯穿于民盟和民建的双重活动之中。从毛泽东到达重庆和国民党43天的谈判达成“双十协定”开始，到1946年10月蒋介石单方面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全面进攻为止的一段时间内，父亲以第三方面身份在国共之间斡旋谈判、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最终谈判失败而第三方面也就不再存在了。
经过这段惨痛的经历，父亲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人民、反革命嘴脸已十分看透，同时，他从延安带来的新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于是，他和民建同志一起响应了1948年5月1日中共建议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在思想上确立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父亲当时在蒋管区上海的处境十分恶劣，他的名字竟然在国民党特务黑名单中名列榜首，等待着号令动手，他的行动受到严密监视。乃在1949年2月15日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护送下巧妙地摆脱特务跟踪，到达香港。3月15日又到达北平。当天下午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在北平机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虽然父亲脱离了反动派的牢笼，但他的次子，我的二哥黄竞武则在上海解放前夕，因留沪进行民建地下工作而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杀害。
全国解放后民建会组织在与中共领导们，特别是与周恩来同志多次商讨后，确定了与工商业者联系，为工商业者在新形势下团结、教育、改造服务，为新民主主义及以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民建不少领导成员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我父亲当时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以后则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全国解放后的民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8个民主党派之一，确定了与中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五十年代，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我父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利用他与工商界的特殊关系，积极引导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民建会中耐心细致地做工商界的工作，特别是上海的工商业者。一次他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作了题为“工商界朋友们，大家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更加紧密地跟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走”的演说。他已年老体衰，只讲了20分钟，由孙晓村同志代为读完讲稿，这次演讲给工商界极其深刻的影响。而到1956年终于基本完成了全国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中国民主建国会全体会员从此更加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1949年10月9日，民建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推定我父与章乃器、南汉宸为常委会召集人。1952年总会扩大会议中被推为民建主任委员。
我父1965年12月21日在北京病故。在1987年9月4日我父诞辰110周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建社7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习仲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提到我父是“杰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是新中国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国家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亲密朋友”。
(待续)
关于我父黄炎培（1878—1965）一生的业绩，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以及有关资料中早有不少记载。1993年政府还专门发行了第一批四位爱国民主人士的纪念邮票，父亲是其中之一。这里准备从后辈的角度记述对父亲的认识，特别是他在政治活动中和民建的关系。
父亲出身比我们这一代贫苦得多。祖父是个一无田地二无家产生长在上海川沙的穷秀才。他和两个妹妹出生在川沙城厢镇的姑丈沈肖韵家。我父13岁丧母，17岁失父，兄妹三人成为孤儿。9岁开始寄读于乡间外祖母家，生活十分艰苦。他25岁进乡试中举家境才稍有好转。他成长的年代正是国家多难之秋。腐败的清廷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长。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他曾就读上海南洋公学拜蔡元培为师），更重要的是社会环境教育，使他脑海中深深埋入了爱国主义思想，并且把国家的命运紧紧地和自己的前途联系起来。于是在大力提倡职业教育之余全力投入爱国救亡运动之中。
父亲给我们子女的教育始终贯穿着一条爱国主义红线。那是30年代东北发生“9•18”事件以后的事情。1932年在我就读的中华职业学校大礼堂中，上千人的抗日动员大会上，父亲作动员报告，激昂陈词中突然指名把我从人群中叫站起来，指着我说：“你将来假如能因抗日而牺牲战场，我决不会为你而哭,但如果你不自振作，甘心当亡国奴的话，即使日本人不打死你,我也要打死你！”这惊人的一语，全场为之鸦雀无声，而我这个年仅16岁的青年第一次在这样大庭广众的场面聆听教诲，此生怎能忘怀！另一次难忘的事例是1935年在北平“12•9”学运会开始不久，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求学时参加了上海学生联合会集体游行，要求去南京向蒋介石请愿出兵抗日。学生队伍已占领上海北火车站两昼夜，使上海火车对外交通全部断绝，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寒夜，我的老父母竟然来到车站，发现我正在一个临时炉灶旁烧着开水。当时我们学生好不容易抓住一个火车司机正准备押上车头把我们一列学生请愿车驶往南京。在这紧张时刻，父亲拉着我的手仔细听取了我的报告，微笑颔首称赞，而母亲则摸着我单薄衣衫，只怕我冻出病来。这时学生组织的警戒线内已开始疏散人员，准备开动。父亲忙着在我耳边说：“国民党当局绝不会让你们到南京的，前途艰险万分啊！”他的语调低沉而坚决，却丝毫没有劝阻之意。最后轻声忠告说：“胆要大而心要细，要勇敢但要有策略”。这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而我却至今言犹在耳。这些话对我一生的做人处事有着多大影响！
父亲始终把我们的家放在上海南市而不进租界。他从“9•18”东北沦亡开始佩带黑袖套以示抗日决心，他那种以身作则，严以律已的精神无时无刻不教育着我们后代和他的学生们。
父亲忠心耿耿的爱国思想也全部倾泻于他的事业中。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开始，他曾团结多方，共同站到抗日救亡战线中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同意抗日。1938年5月父亲在汉口第一次会见了周恩来，并结识了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邓颖超等国民参政会中的中共代表。尤其是与周恩来经常往来，建立了诚挚友谊。
在不断的政治活动中，父亲亲身体会到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开始他曾努力调解国共两党间的摩擦，避免抗日阵线的破裂，但1941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他开始警觉；国民党顽固的独裁专政政策如不团结更多的人施加压力是无法使之改变的。要民主就必须斗争不息。于是产生了建立第三方面组织的思想萌芽。1941年3月19日他参与创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同盟），民盟成立之初包括三党三派（民社党、青年党、农工民主党，职教派、救国会、乡治派），这是中国在政治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国、共以外的第三种势力。民盟主张民主、进步、团结抗战，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我父当时是以中华职业教育社名义集体参加的。职教社的主要成员还有江问渔、冷遹等人。在成立大会上，我父与左舜生（青年党）梁漱溟（乡治派）张君劢（民社党）章伯钧（农工民主党）五人被选为常务委员，且被推为常委会主席。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开始就显示出政见中的复杂性。明显存在着左、中、右三个不同倾向。中国当时的政局根本不可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而第三势力也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事实证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了单独召开伪国民大会，把青年党和民社党从民盟中拉了过去，而民盟以后也就不以党派而以个人身份参加组织并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从此队伍比前纯洁得多。
父亲当时的思想，在反对国民党对日本妥协，要求抗战到底，反对国民党专政，要求政治民主方面是立场鲜明的，但是对共产党的认识还很不够。
1945年7月1日父亲和其他5位参政员一行6人以参政员身份从重庆飞到延安，在机场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吴玉章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在延安五天，我父通过实地观察，大大加深了对中共的认识，进一步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他认识到中国的希望，中国的前途在延安一边。他已经开始把爱国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他回重庆后立即写成《延安归来》一书通过“拒检”广泛传播，在后方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中他和毛泽东有关“兴衰周期率”和民主与监督作用等的对话，至今仍脍炙人口。这是对民主认识的深化，也是和毛泽东的第一次思想见面。
如果说我父在参与创建民主政团同盟时还存在“中间路线”的思想，那么延安之行后开始了质的变化。他曾经承认自己是中间派，然而他在民主与独裁之间，在抗战与投降之间，从未有过妥协，他还说过，中间派不是调和派。在是非之间是无法调和的，事实也说明，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国民党一党专政及反共的凶相日益暴露，我父的一切活动也更明显地从所谓中间派转向中共，最后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了。
父与民盟的关系是深远的。直到抗战胜利，他经常还代表着民盟参加活动。特别是1946年1月，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中，他还是代表了民盟参加。然而在这次会议中的主张，有关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等都反映了不仅是职教派的，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刚刚成立的民主建国会的主张。就在这次政协会议期间，父亲反内战、反独裁主张触犯了国民党加深了对他的忌恨，于1946年1月26日竟发生了特务搜查父亲私宅事件，这就更坚定了父亲延安归来以后的民主建国思想。
民建的成立比民盟晚五年。1945年8月日本被迫无条件投降后，全国人民在喜庆之余，普遍要求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出于爱国热忱，在八年抗战中对军需民用的生产和供给作出过巨大贡献和牺牲，但由于国民党的官僚买办资本排挤，已陷于破产境地。于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为代表的一批爱国工商业者和职教社联系的，以父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要求和平、民主，要求国民党放弃独裁，改变对工商业的政策。从1945年8月21日父偕职教社杨卫玉访胡厥文商谈组织开始，在四个月内经过大小24次之多的筹备会议，终于在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实业大厦宣布民主建国会的成立。
父亲与胡厥文是世交。胡的岳父沈恩孚（字信卿）是一位著名教育家。他曾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与我父同是中华职教社主要创始人，他曾长期担任我父创办的人文图书馆馆长，父和胡厥文有着这样深厚诚笃的私交，因此在筹建民建会时首先和他商量。和父及胡厥文共同最早发起民建组织的还有章乃器。民建成立之初的政纲、宣言等基本文件起草都出自他手。成立大会中被选为理事的还有李烛尘、杨卫玉、孙起孟、施复亮、吴羹梅等37人，任监事的有冷遹、沈肃文、张雪澄等19人，成立大会发起人93人，而签名的达134人。从第一批成员的成分看，爱国民族工商业者和以经济界、文教界为主的知识分子约各占一半，可见民建成立之初的代表性。
从民建筹备开始，父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同时参加了民盟和民建的活动。他致力于巩固和扩大第三种政治势力，主要目的是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团结，反对内战。他的这些主张贯穿于民盟和民建的双重活动之中。从毛泽东到达重庆和国民党43天的谈判达成“双十协定”开始，到1946年10月蒋介石单方面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全面进攻为止的一段时间内，父亲以第三方面身份在国共之间斡旋谈判、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最终谈判失败而第三方面也就不再存在了。
经过这段惨痛的经历，父亲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人民、反革命嘴脸已十分看透，同时，他从延安带来的新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于是，他和民建同志一起响应了1948年5月1日中共建议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在思想上确立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父亲当时在蒋管区上海的处境十分恶劣，他的名字竟然在国民党特务黑名单中名列榜首，等待着号令动手，他的行动受到严密监视。乃在1949年2月15日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护送下巧妙地摆脱特务跟踪，到达香港。3月15日又到达北平。当天下午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在北平机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虽然父亲脱离了反动派的牢笼，但他的次子，我的二哥黄竞武则在上海解放前夕，因留沪进行民建地下工作而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杀害。
全国解放后民建会组织在与中共领导们，特别是与周恩来同志多次商讨后，确定了与工商业者联系，为工商业者在新形势下团结、教育、改造服务，为新民主主义及以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民建不少领导成员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我父亲当时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以后则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全国解放后的民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8个民主党派之一，确定了与中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五十年代，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我父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利用他与工商界的特殊关系，积极引导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民建会中耐心细致地做工商界的工作，特别是上海的工商业者。一次他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作了题为“工商界朋友们，大家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更加紧密地跟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走”的演说。他已年老体衰，只讲了20分钟，由孙晓村同志代为读完讲稿，这次演讲给工商界极其深刻的影响。而到1956年终于基本完成了全国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中国民主建国会全体会员从此更加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1949年10月9日，民建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推定我父与章乃器、南汉宸为常委会召集人。1952年总会扩大会议中被推为民建主任委员。
我父1965年12月21日在北京病故。在1987年9月4日我父诞辰110周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建社7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习仲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提到我父是“杰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是新中国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国家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亲密朋友”。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