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竞武与民建
    五月一日是国际劳动节，我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回忆并写上我二哥黄竞武烈士的革命事迹。
    黄竞武（1903—1949）长我13岁，是我参加民主革命的启蒙人和引路人。1946年6月，我从英国留学回到故乡上海，满怀着报效祖国参加建设的热情。岂知那时国共谈判已濒临破裂，内战即将全面爆发。一段时间我曾和妻子倪因敏寄住二哥竞武家。他每日工作回家总拉着我们介绍国内形势，使几乎是一张白纸的我，逐步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堕落；并依靠美国势力，妄想在3个月内消灭中国共产党；蒋介石的独裁专政已经失尽人心。接着他又介绍父亲1941年参与创建民盟的经过，还推荐我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从而使我了解到中共的政治主张，和在国共之外还有民盟等一股第三方面的政治势力。
我从二哥那里认识了他的清华大学同学罗隆基、彭文应等。他们都是民盟的领导同志。于是自然地在1946年秋，我和倪因敏一起加入了民盟，并在以后工作中担任了民盟南京地下支部的负责人。
    1949年初，解放军已到达长江北岸。蒋介石王朝已临崩溃。父亲黄炎培2月15日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秘密离开上海经香港去了北平，而我则应中共大连大学党委地下招聘去解放区大连执教。在我离沪前夕，大约是1949年4月上旬的春天，我和二哥在双人三轮上有过一次重要的密谈：
    “父亲已去了北平，我几天后也将应聘去香港转大连教书。我们都是黑名单上的人，看来在上海已无多大作为。你是否也考虑你的去处？”我在他耳边向他沉重地提出了这个希望。
    “父亲行前把民建的工作都交给了我，而我又是民建负责组织的常务干事，眼前有大堆工作要做。我们一个个如果都离去，共产党来时解放的是一个上海空城怎么办？”他带有批评的口气一字一字地向我陈说。
这次简短的谈话之后，讵料竟成为我和二哥的诀别。
    以后，我在四月上旬离开了上海，而二哥则在5月12日上午，离上海解放只有13天，竟在中央银行四楼他的办公室内，被国民党从台湾新调到上海的特
    务头子毛森部下骗出大楼，蒙上眼睛，押上警车，进入南市车站路190号警备司令部监狱。
    上海解放后的6月2日，在解放军帮助下，从牢房北角一片菜地内挖出了黄竞武烈士的尸体。看到他被五花大绑，头缠布套，指甲全被剥落，小腿断缺，一目被挖，血肉模糊，惨不忍睹。1949年6月3日上海《大公报》、《新闻日报》同时刊登了烈士遗体照片，并以《匪党杀人，惨绝人寰，爱国志士被活埋》为题，揭发了特务的暴行。
    噩耗传出，上海人民为之震惊。6月4日，周恩来同志在北平亲赴父亲住处代表中共中央向黄炎培慰问。上海市党政领导陈毅、潘汉年、沙千里等纷纷电唁家属。民建在上海浦东大厦隆重举行了烈士追悼大会，忠骸公葬于川沙烈士陵园。胡厥文同志为他写了墓碑。年仅46岁的黄竞武烈士将永远为后世所敬仰。
    事后清楚，竞武生前的最后活动，一方面动员银行职工奋起阻止国民党偷运金银去台湾，一方面他已与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李正文联系，利用同学关系，使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所属武器十分精良的税警团同意，在条件许可时弃暗投明，并已约定5月12日在他的四楼办公室面谈。岂知可能由于叛徒出卖而导致功亏一篑。
    解放后李正文同志曾亲口告诉我：竞武和他是单线联系，他今日之所以安然无恙，充分说明竞武在入狱后，虽经各种酷刑，始终能坚贞不屈。从他死后的惨状，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竞武1924年考取公费留学赴美，在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同时在福特汽车厂勤工俭学。1929年获硕士学位回国。他在有人挽留他留美工作时，曾说：“我是中国人，要用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报效祖国，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他回国后长期在盐政机关任稽核工作。抗战开始后入重庆中央银行任稽核专员。1941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总部组织委员会委员和国外关系委员会委员。从此积极参加了抗日民主运动。1945年民建成立后，竞武为了团结工商界爱国人士又参加了民建。1948年下半年，在民建处境十分困难时，他和莫艺昌、朱德禽、周庚等15位同志被任命为临时干事会干事，他被推为常务干事，负责组织工作。父亲离沪前把民建工作交给竞武接手。
    父亲在获得竞武被害消息后立即写了一篇短文《纪念竞武》。文中说：“竞武：你死了，倘若你预知死后8天，上海六百万市民便得解放，全中国四万万七千万人民将先后都得到解放，竞武，你虽然死得惨，也可以安心了！”
    46年后的今天，如果他那在天之灵有知，他还有一个儿子黄孟复继承着他的遗志，担任着民建中央常委、民建江苏省副主委、南京市主委的重要职务，还肩负着南京市副市长重任，那他在地下应更可瞑目了！
    （注：黄孟复同志现在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