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厥文的爱国情怀
发布时间：2014-01-26 16: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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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炜
“他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奋斗了近一个世纪，为振兴民族经济拼搏了七十年，领导中国民主建国会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风雨同舟战斗四十余年。”这是孙起孟在悼念胡厥文一文中的一段话，对厥老一生作出了正确评价。
胡厥文（1895—1989年），又名胡保祥，江苏嘉定人。1945年和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人发起组织民建，历任民建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常委，民建总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1949年，胡厥文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一至四届执委、第五届常委，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胡厥文青年时代起，热爱祖国，志存高远。他立下誓言“一不做官、二不执教”，以实业救国。1918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机械科。为了学以致用，他决心到工厂去，从一名学徒工做起。当时进了国内最大的工厂———汉阳铁工厂，厂长考虑他是从大学毕业的，安排他担任帮工程师（相当于现在的助理工程师），但被谢绝了。他提出要当一名学徒工，理由是，当学徒工可以放下架子，不懂就问，更能学到东西；若当帮工程师，不容易接触实际，还不好意思问别人，不懂装懂是学不到真东西的。他向厂长再次表示了先当学徒工的决心，得到了批准。他先到机械股当了一名钳工，后又调到化铁股当了一名化铁工。在工作中不怕累，又能虚心向工人请教，与工人师傅交上了朋友，学到了技能。在劳动实践中，他深深感到补上这一课很重要。
后来他离开了汉阳铁工厂，到了上海同济医工专的实习工厂继续实习。1922年，上海新民机器厂开工了。他回到自己经营的工厂。当时新民机器厂的对面住着一名华侨，他是英道洋行投资的蓝格子木厂经理。一天，他到新民机器厂参观，颇有感慨地说：“我们厂里需要很多机器，可惜中国人不能制造呀。”正好被胡厥文听到，他随即严肃地说：“你要什么机器，我们都可以制造！”那华侨说：“我厂有一部大型立式锯木机，还想添一部，只怕贵厂不能造出来。”胡厥文思考，外国人能制造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制造呢？随后他到蓝格子木厂看了外国制造的锯木机，当场便充满信心地表示可以制造出来。但那华侨还是不相信。胡厥文对他说：“我不要你的定金，机器造好后为你安装试用，假使效能和你的外国机器一样，你可照洋货的8折付款；假使不能使用，你把机器砸碎还我，怎样？”在这样豪爽而自信地保证下，双方签下了合同。胡厥文组织工人师傅一起测绘研制，并对使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了改进，按期交了货。试车结果说明，新民机器厂制造的这台大型锯木机性能极好。功效提高了5%，电耗只有原来的80%。工人们钦佩新民机器厂赢得了铮铮的民族骨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胡厥文感到国难当头，焉能安业？于是他以同业公会理事长身份团结同业，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淞沪抗战中，动员组织几十家企业拆迁机器到沪南建立临时工场，赶制手榴弹、炮弹、地雷、水雷，支援前线守军———蔡廷锴领导的第19路军。几十天里，他日夜奔忙，无暇理发剃须，竟至鬓髯盈颊。大家尊称他“胡子”。他索性从这时候起蓄须以记国难，并且表示，要待抗战胜利了才剃。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他服从抗战需要，不顾个人牺牲，积极参与发起组织江浙沪宁百余家民营工厂内迁的壮举。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由他出任理事长。胡厥文带头把自己的所有企业迁往内地。内迁途中，历经千难万险，敌机轰炸使他经营的长城砖瓦厂和新民湘厂在迁移中损失殆尽。但他置个人利益于不顾，心里装的是国家民族的需要，全身心投入把包括机械、造船、纺织、炼钢、化工等行业146家工厂、1.46万吨物资和2500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设法迁到后方去。这些人力和物资成为抗战时期后方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为军需民用生产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我国民族工商界的一次爱国壮举，为抗战胜利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局出现了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历史抉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正在酝酿发动一场新的内战，再次把人民拖入战争深渊中去。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提出要建立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何去何从，前途未卜。在这关键时刻，一批民族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开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到靠实业救国的理想并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不能为民族工商业的生产和发展争得空间。于是就酝酿要建立一个既能在民主团结、和平建国中发挥作用，又能维护切身利益的政治团体。黄炎培这时刚从延安访问回来，延安之行使黄炎培大开眼界，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的光明前途增强了信心。黄炎培把建立一个政党组织的想法和胡厥文商谈时，得到了胡的赞同。一致认为民族工商界不能只埋头搞实业，还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政党，取得应有的政治地位。胡还提出工商界目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不多，且大都不擅长搞政治，要成立自己的政治团体，就必须联合社会上对政治研究有素的人士参加，将民间力量扩大起来，才能相得益彰。经研究，决定邀请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参加筹备工作。经过紧张的筹备，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民主建国会宣告成立。从此，一个新的政党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
民建成立后，以民主与建设为宗旨，提出推进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要求建设，反对破坏的政治主张，并与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一道积极投入反内战、保和平的民主斗争中去。胡厥文积极参与了重庆“较场口”、南京“下关”事件的斗争，以及上海地下斗争。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的情况下，胡厥文作为民建会留在上海的负责人，领导临干会坚持地下斗争，处境十分危险，但他毫无畏惧，经受了严峻考验。他根据当时上海解放已成为定局的形势，通知民建临干会负责宣传的何萼梅草拟了“民主建国会欢迎解放军宣言”和“告会员书”，做好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自此以后，他食宿无定，工作游击，行踪连家里的人都不知道，直至上海解放后才回到家中。
解放以后，胡厥文怀着及其兴奋的心情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他热情地组织工商界同仁学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宣传《共同纲领》，鼓励同业爱国守法，积极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有关工业标准化的提案，受到政府的重视。1952年，他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总团副团长，亲赴朝鲜前线，慰问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和教育，体会到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真谛，深感人民力量的强大，深感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获得真正的独立。回国后不久，中共中央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他坚决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认为这是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他积极配合政府，率先在自己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并在工商界中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在他担任民建领导职务和国家领导职务以后，更加认真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民建和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四人帮”倒行逆施、横行不法的日子里，胡厥文把他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和对“四人帮”仗势弄权、祸国殃民的嫉恶如仇埋在心底，从未动摇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决心。厥老是有名的诗人，可以从他所作的诗词中得到印证。1976年，周总理、朱委员长和毛主席相继与世长辞。全国人民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厥老在家中常对子女讲起周总理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业师，早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后，就受到总理的帮助、教诲、关怀和帮助，是他人生中第一知己和最崇敬的一代完人。周总理逝世噩耗传来，厥老悲痛至极，放声痛哭，不思茶饭，茫然若失。他致电邓大姐要她节哀，并附去“痛哭周总理逝世”的诗两首，诗中有“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之句，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在毛主席逝世时，厥老也是以作诗和再次蓄须寄托哀思。
厥老坚定不移跟党走，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诚合作，并不是在表象上，而是经历了一生实践得出结论。厥老坦言：我这个人，秉性倔强，谁都不要想靠权势压我，我不理这一套，所以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平白无故的，可以说是我自己总结几十年亲身经历对比中得出的结论。厥老一生走过的道路，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思想的必然发展的趋势，从实业救国向着社会主义救国的升华。
厥老在民建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全国工商界中影响也很大。在文革期间，他很少参加公开的活动，但是偶然也有几次参加，媒体在报导中只要提到了他的名字，民建和工商联的同志就有“望胡而安”的感觉，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统一战线还存在，大家的心里就宽慰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后，全国人民一片欢腾。此时厥老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抢时间把“四人帮”造成的巨大损失夺回来。1979年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五位老同志，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的意见，厥老带头坦诚提出，原工商业者的技术专长不能发挥，统战部投降主义帽子没有摘掉。这些问题不解决，工商界心有余悸。与会的其他同志作了很好的补充。邓小平认真听取了“五老”的意见，提出要落实原工商业者的政策，“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同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词中深刻分析了我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科学界定了我国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作用，郑重宣布“脱帽”（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加冕”（加劳动者之冕）。广大成员无不欢欣鼓舞，极大地调动了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工作的积极性。
粉碎“四人帮”后，年过八旬的厥老工作劲头更足了。正当他在集中思考怎样落实党中央和邓小平指示时，医生告诉他，他的胃部有癌变，厥老很坦然，他一边抓紧时间治疗，一边工作。他约见来京开会的上海、江苏民建工商联同志座谈，提出“现在正是工商界为国家经济建设作贡献的黄金时代，勉励大家要把吃奶的力气用出来”，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给予与会同志以莫大的鞭策。厥老做了手术后不久，利用去南方休假的机会，专程赴江苏常州市考察工业发展情况。考察结束后，他给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写信，报告常州工业发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随即胡耀邦作出批示：“厥老从考察常州市工业入手，提出了发展工业的一些好意见，指出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厥老是党外人士，年近九十，关心国家兴旺发达之心，溢于言表，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这个批示厥老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中听到的，他感慨地说，现在中央领导同志雷厉风行，国家前途无量。常州之行是厥老根据“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行动纲领的要求亲身实践的生动体现。
厥老光辉的一生，集中体现了民建倡导的“爱国、爱党、爱会、爱学”四爱的优良传统。厥老爱国，关键时刻舍小家为国家，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紧密联系结合在一起；厥老爱党，对中国共产党无限信任，披肝沥胆，真诚合作；厥老爱社会主义，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厥老爱学，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四爱”精神是民建一代又一代的老同志在本会长期战斗历程中相继努力营造出来的，是本会能够建功立业与时俱进的精神动力。我们要以厥老为榜样，继承发扬会的优良传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加强自身建设，为巩固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省政协原副主席、省委会原主委）
胡厥文（1895—1989年），又名胡保祥，江苏嘉定人。1945年和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人发起组织民建，历任民建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常委，民建总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1949年，胡厥文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一至四届执委、第五届常委，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胡厥文青年时代起，热爱祖国，志存高远。他立下誓言“一不做官、二不执教”，以实业救国。1918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机械科。为了学以致用，他决心到工厂去，从一名学徒工做起。当时进了国内最大的工厂———汉阳铁工厂，厂长考虑他是从大学毕业的，安排他担任帮工程师（相当于现在的助理工程师），但被谢绝了。他提出要当一名学徒工，理由是，当学徒工可以放下架子，不懂就问，更能学到东西；若当帮工程师，不容易接触实际，还不好意思问别人，不懂装懂是学不到真东西的。他向厂长再次表示了先当学徒工的决心，得到了批准。他先到机械股当了一名钳工，后又调到化铁股当了一名化铁工。在工作中不怕累，又能虚心向工人请教，与工人师傅交上了朋友，学到了技能。在劳动实践中，他深深感到补上这一课很重要。
后来他离开了汉阳铁工厂，到了上海同济医工专的实习工厂继续实习。1922年，上海新民机器厂开工了。他回到自己经营的工厂。当时新民机器厂的对面住着一名华侨，他是英道洋行投资的蓝格子木厂经理。一天，他到新民机器厂参观，颇有感慨地说：“我们厂里需要很多机器，可惜中国人不能制造呀。”正好被胡厥文听到，他随即严肃地说：“你要什么机器，我们都可以制造！”那华侨说：“我厂有一部大型立式锯木机，还想添一部，只怕贵厂不能造出来。”胡厥文思考，外国人能制造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制造呢？随后他到蓝格子木厂看了外国制造的锯木机，当场便充满信心地表示可以制造出来。但那华侨还是不相信。胡厥文对他说：“我不要你的定金，机器造好后为你安装试用，假使效能和你的外国机器一样，你可照洋货的8折付款；假使不能使用，你把机器砸碎还我，怎样？”在这样豪爽而自信地保证下，双方签下了合同。胡厥文组织工人师傅一起测绘研制，并对使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了改进，按期交了货。试车结果说明，新民机器厂制造的这台大型锯木机性能极好。功效提高了5%，电耗只有原来的80%。工人们钦佩新民机器厂赢得了铮铮的民族骨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胡厥文感到国难当头，焉能安业？于是他以同业公会理事长身份团结同业，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淞沪抗战中，动员组织几十家企业拆迁机器到沪南建立临时工场，赶制手榴弹、炮弹、地雷、水雷，支援前线守军———蔡廷锴领导的第19路军。几十天里，他日夜奔忙，无暇理发剃须，竟至鬓髯盈颊。大家尊称他“胡子”。他索性从这时候起蓄须以记国难，并且表示，要待抗战胜利了才剃。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他服从抗战需要，不顾个人牺牲，积极参与发起组织江浙沪宁百余家民营工厂内迁的壮举。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由他出任理事长。胡厥文带头把自己的所有企业迁往内地。内迁途中，历经千难万险，敌机轰炸使他经营的长城砖瓦厂和新民湘厂在迁移中损失殆尽。但他置个人利益于不顾，心里装的是国家民族的需要，全身心投入把包括机械、造船、纺织、炼钢、化工等行业146家工厂、1.46万吨物资和2500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设法迁到后方去。这些人力和物资成为抗战时期后方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为军需民用生产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我国民族工商界的一次爱国壮举，为抗战胜利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局出现了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历史抉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正在酝酿发动一场新的内战，再次把人民拖入战争深渊中去。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提出要建立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何去何从，前途未卜。在这关键时刻，一批民族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开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到靠实业救国的理想并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不能为民族工商业的生产和发展争得空间。于是就酝酿要建立一个既能在民主团结、和平建国中发挥作用，又能维护切身利益的政治团体。黄炎培这时刚从延安访问回来，延安之行使黄炎培大开眼界，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的光明前途增强了信心。黄炎培把建立一个政党组织的想法和胡厥文商谈时，得到了胡的赞同。一致认为民族工商界不能只埋头搞实业，还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政党，取得应有的政治地位。胡还提出工商界目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不多，且大都不擅长搞政治，要成立自己的政治团体，就必须联合社会上对政治研究有素的人士参加，将民间力量扩大起来，才能相得益彰。经研究，决定邀请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参加筹备工作。经过紧张的筹备，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民主建国会宣告成立。从此，一个新的政党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
民建成立后，以民主与建设为宗旨，提出推进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要求建设，反对破坏的政治主张，并与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一道积极投入反内战、保和平的民主斗争中去。胡厥文积极参与了重庆“较场口”、南京“下关”事件的斗争，以及上海地下斗争。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的情况下，胡厥文作为民建会留在上海的负责人，领导临干会坚持地下斗争，处境十分危险，但他毫无畏惧，经受了严峻考验。他根据当时上海解放已成为定局的形势，通知民建临干会负责宣传的何萼梅草拟了“民主建国会欢迎解放军宣言”和“告会员书”，做好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自此以后，他食宿无定，工作游击，行踪连家里的人都不知道，直至上海解放后才回到家中。
解放以后，胡厥文怀着及其兴奋的心情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他热情地组织工商界同仁学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宣传《共同纲领》，鼓励同业爱国守法，积极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有关工业标准化的提案，受到政府的重视。1952年，他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总团副团长，亲赴朝鲜前线，慰问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和教育，体会到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真谛，深感人民力量的强大，深感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获得真正的独立。回国后不久，中共中央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他坚决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认为这是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他积极配合政府，率先在自己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并在工商界中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在他担任民建领导职务和国家领导职务以后，更加认真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民建和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四人帮”倒行逆施、横行不法的日子里，胡厥文把他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和对“四人帮”仗势弄权、祸国殃民的嫉恶如仇埋在心底，从未动摇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决心。厥老是有名的诗人，可以从他所作的诗词中得到印证。1976年，周总理、朱委员长和毛主席相继与世长辞。全国人民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厥老在家中常对子女讲起周总理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业师，早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后，就受到总理的帮助、教诲、关怀和帮助，是他人生中第一知己和最崇敬的一代完人。周总理逝世噩耗传来，厥老悲痛至极，放声痛哭，不思茶饭，茫然若失。他致电邓大姐要她节哀，并附去“痛哭周总理逝世”的诗两首，诗中有“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之句，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在毛主席逝世时，厥老也是以作诗和再次蓄须寄托哀思。
厥老坚定不移跟党走，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诚合作，并不是在表象上，而是经历了一生实践得出结论。厥老坦言：我这个人，秉性倔强，谁都不要想靠权势压我，我不理这一套，所以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平白无故的，可以说是我自己总结几十年亲身经历对比中得出的结论。厥老一生走过的道路，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思想的必然发展的趋势，从实业救国向着社会主义救国的升华。
厥老在民建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全国工商界中影响也很大。在文革期间，他很少参加公开的活动，但是偶然也有几次参加，媒体在报导中只要提到了他的名字，民建和工商联的同志就有“望胡而安”的感觉，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统一战线还存在，大家的心里就宽慰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后，全国人民一片欢腾。此时厥老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抢时间把“四人帮”造成的巨大损失夺回来。1979年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五位老同志，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的意见，厥老带头坦诚提出，原工商业者的技术专长不能发挥，统战部投降主义帽子没有摘掉。这些问题不解决，工商界心有余悸。与会的其他同志作了很好的补充。邓小平认真听取了“五老”的意见，提出要落实原工商业者的政策，“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同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词中深刻分析了我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科学界定了我国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作用，郑重宣布“脱帽”（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加冕”（加劳动者之冕）。广大成员无不欢欣鼓舞，极大地调动了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工作的积极性。
粉碎“四人帮”后，年过八旬的厥老工作劲头更足了。正当他在集中思考怎样落实党中央和邓小平指示时，医生告诉他，他的胃部有癌变，厥老很坦然，他一边抓紧时间治疗，一边工作。他约见来京开会的上海、江苏民建工商联同志座谈，提出“现在正是工商界为国家经济建设作贡献的黄金时代，勉励大家要把吃奶的力气用出来”，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给予与会同志以莫大的鞭策。厥老做了手术后不久，利用去南方休假的机会，专程赴江苏常州市考察工业发展情况。考察结束后，他给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写信，报告常州工业发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随即胡耀邦作出批示：“厥老从考察常州市工业入手，提出了发展工业的一些好意见，指出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厥老是党外人士，年近九十，关心国家兴旺发达之心，溢于言表，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这个批示厥老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中听到的，他感慨地说，现在中央领导同志雷厉风行，国家前途无量。常州之行是厥老根据“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行动纲领的要求亲身实践的生动体现。
厥老光辉的一生，集中体现了民建倡导的“爱国、爱党、爱会、爱学”四爱的优良传统。厥老爱国，关键时刻舍小家为国家，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紧密联系结合在一起；厥老爱党，对中国共产党无限信任，披肝沥胆，真诚合作；厥老爱社会主义，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厥老爱学，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四爱”精神是民建一代又一代的老同志在本会长期战斗历程中相继努力营造出来的，是本会能够建功立业与时俱进的精神动力。我们要以厥老为榜样，继承发扬会的优良传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加强自身建设，为巩固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省政协原副主席、省委会原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