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成为近期热门话题。
    混合所有制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出来的，指“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近期以中石化宣布准备吸收30%的民营股份为标志，即将进入实操阶段。
    然而，民营企业家对此颇多疑虑，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就30%的股权表示，这个比例对于民资吸引力不大：“我想民企进去会被它吃掉的，央企吃民企，你也拿不到控股权，你也没有话语权，就是出钱给它用而已。”
    那么，混合所有制如何落实才能科学合理并取得共赢呢？
    首先，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国资对民资出售、对外资“靓女先嫁”的翻版。对此习总书记有明确表态，他在两会时指出：“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结果应该是 “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
    混合所有制不是为了国资压倒民资，或者民资压倒国资，而是发挥各自优势，充分发挥各种生产力要素的积极性，从而实现相互促进，理性共赢。由此，笔者认为，一个比较典型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应该是国资处于相对控股地位，非绝对控股，否则又是一股独大，其他资本和生产力要素无法对国资代理人进行有效监督；民营资本应在两家以上，股权合计应不少于国资比例；经营层和骨干技术人员也应持有一定比例股权，应通过期权方式从超额盈利中转化而来。
    混合所有制不应存在于所有领域，而宜局限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比如电信、石油、种业等行业，以及核心金融企业。在这些领域已经成长为影响国家安全的民营企业，国资也应该可以参股（非控股）。对于市场已经充分竞争、供给充分的领域，比如房地产、轻工业品等领域，国资应当退出。
    另外一个不能参与“混”的是社会基本公共保障。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基本公共保障本身很难盈利，要靠国家财力和社保基金来投入。现实中却存在另一种反向“混”法——民营资本市场化操作的医疗等企业，本来是按照市场需求提供超过基本保障的高级消费，却千方百计去获取医保报销的同等待遇。笔者认为这是错误的，它混淆了基本公共保障和市场化消费的边界，是另一种形式的“浑水摸鱼”。
    还有不容忽视的是，如何有效保障全民对于国资经营的监督和利益分享，这是一个同样重大的课题，而不能放任国资代理人将利益个人化和小集团化。这应当从三个方面予以加强：1.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2.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3.可通过强化国资审计和引入民营资本加强监督。
    诚然，科学合理的混合所有制说易行难，现实操作中一定会遭遇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仅以国资划拨社保基金而言，早在2002年就提出了将一定比例的国有股划归社保基金，迄今为止，仍未有一分钱划给社保。
    总之，“全民所有制”也好，“混合所有制”也罢，如何有利于社会公众，关键看执行。
    （摘自4月1日《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