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复亮（1899—1970），原名施存统，曾用名光亮、方国昌，浙江金华人。1945年发起组织民建，历任民建理事、常务理事，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常委，民建总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第一、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顾问，劳动部副部长。曾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第一、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施复亮同志原名施存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后来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并始终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他为了祖国的富强，长期努力工作，翻译和写作了不少马列主义著作，对我国民主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施复亮1899年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县叶村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在本村念过二年私塾和小学，1917年夏，他在舅父的帮助下进入杭州第一师范学校。1920年初，施复亮结识了当时为青年热烈拥护的《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和一些别的同志。他们受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开始讨论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一年，施复亮同陈独秀、陈望道等在上海澄衷中学举行了有500多人参加的第一次纪念“五一”的集会。大会以后，施复亮参加了以《新青年》杂志社为中心的筹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集会。在一起的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俞秀松、陈公培、沈玄庐等，不久即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发起组，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新青年》杂志就成为机关刊物，除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运动、推动各地建党活动之外，并把领导青年运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施复亮积极参加当时的各项工作，成为站在运动前线的积极分子。

    投向革命　编辑《先驱》
　　1922年初，陈独秀委派施复亮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团中央的工作。原在北京出版的团中央机关报《先驱》杂志搬到上海出版，施复亮负责《先驱》的主要工作。《先驱》共出版了25期，他主编了17期。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并制定了团的纲领和章程，选举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高尚德、施复亮等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由施复亮担任书记。1923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仍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但因他几年来疲劳过度，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无力担任繁重的工作，团中央同意他休养。

    痛遭挫折　发愤译著
　　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大学，施复亮在这里任教达二年之久，直到1926年9月才离开。他除了认真教书，团结、帮助学生走上革命道路以外，还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和政治活动。1925年5月30日发生了有名的“五卅”惨案，上海大学的学生站在运动的最前线，施复亮给他们以很多鼓励和指导。就在这个时期，他和上海大学的女学生钟复光结婚，开始用施复亮的名字，“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行，还怕哪桩”，表示了亲爱无间，共同奋斗的意思。
　　1926年9月，施复亮离开上海大学，到了当时革命策源地广州，在中山大学、黄埔军官学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宣传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理论。1927年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非常激烈的年代。2月间施复亮离开广州到了汉口，在设于武昌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原名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担任教官，不久又担任政治部主任。
　　不久，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上海发生“四一二”大屠杀。后来，汪精卫与蒋介石勾结在一起，实现所谓“宁汉合作”，实行清共。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惨重失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面前，所有的革命者都受到了考验。施复亮认为终身恨事的，是在革命转折的关键时刻，他彷徨苦闷，不知何去何从。就在这种情况下，施复亮从急行的列车上掉了下来，在武昌家中隐居，写了一篇《悲痛中的自白》，脱离了党，铸成了他以后经常悔恨的错误。
　　施复亮尽管脱离了党，但他憎恨国民党的残杀，为遭害的同志哀痛。他退党后，幻想改变国民党的罪恶做法，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曾一度参加过国民党的改组派，终因意见不合而退出。从1929年到1936年的悠长岁月里，他从事译著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的著作，翻译出版了大量进步书籍，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在译著的同时，他不断地自我反省，为自己的错误而内疚。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九一八”事件的发生，对于埋头书桌的施复亮是一声惊雷，他再也不甘于闭门译著，而又奔上了战斗的前线。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民国大学教书，经常到群众团体去作报告，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号召抗日救亡。
　　上海沦陷后，他先到昆明，1940年又到了重庆。在重庆，他经常同党的领导人往来，受到周恩来副主席很多教育帮助。这时候，他进一步认识到党领导民主革命的政策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更加认识到自己过去的主张是抹杀阶级矛盾、害怕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调和主义的错误。在党的统一战线的影响和党员同志的具体帮助下，重庆各派政治力量活跃起来。施复亮积极参加各种群众性的政治活动，配合党的政策方针，反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反对压迫民众，反对消极抗战，反对对日妥协的阴谋。

    抗日胜利　民主建国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抗战8年，胜利结束，国民党反动派想独吞胜利果实。8月28日，毛泽东主席亲临重庆，同国民党政府谈判国共协议和建设新中国的方案。施复亮同其他进步人士一起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领导同志的接见，聆听他们的教诲，受到很大的鼓舞。在党的影响、帮助下，好几个人民团体和政治组织成立起来。他听了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几次讲话，想到民族资产阶级在战争胜利后的作用和革命中的地位和前途，认为也应该有一个组织，用以对他们进行争取、团结以至改造的工作。
　　民主建国会是在党的政策影响下和几位地下党员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成员大部分是工商界人士，也有一些与工商界有关的知识分子。最早的发起人是国内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等人。针对当时的独裁政治，大家认为要建国必须首先要有民主，所以把组织定名为民主建国会。施复亮是当时民建会的负责人之一。开始的时候，民建会表示自己中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表明“不右倾、不左袒”的所谓“中间路线”。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平息全国人民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怒潮，更重要的还由于全国内战的准备尚未完成，而于1946年1月被迫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后来称为旧政协)，达成了和平建国纲领，以及军事、宪法草案、政府组织、国民大会等问题的五个协议。这是国民党政府的骗人花招，根本没有履行的诚意。重庆的一些政治组织、人民团体为了敦促国民党履行协议，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施复亮和章乃器作为民主建国会代表前去参加。国民党反动派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了特务打手，破坏了这次会议，许多代表被重打致伤。施复亮是受伤最重的一个。施复亮在医院经过检查和服药治疗后，昏昏沉沉地躺在四川省银行宿舍床上，忍受着伤痛，还是断断续续地口述，由钟复光笔录，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愤怒的抗议》文章，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他受了这一次毒打，认定国民党已无可救药，更加坚定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中国才有前途的信心。
　　国民党与共产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墨汁未干，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1948年5月，民主建国会和其他民主党派一起响应共产党的“五一”号召。是年冬季，施复亮到了香港；接着，他同章乃器、孙起孟两位同志被推选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代表，后又加推吴羹梅参加筹备会。1949年他参加党组织的东北参观团，到老解放区参观学习；是年4月他回到北平，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成立，他被选为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毛主席在香山邀民主建国会的几位领导人谈话，勉励大家要为解放上海而努力。施复亮立即报名，参加陈毅将军的大军南下。上海解放后，他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顾问。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施复亮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到毛主席洪亮的声音，感动得热泪潸然而下，下决心要多做工作，报党报国，弥补自己在过去一段时间的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施复亮被任命为劳动部副部长，部长是李立三。他一方面办理劳动部的工作，一方面仍全力推动民主建国会的工作，担任民建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委员、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和黄炎培、章乃器3人是民建中常会的主要负责人。“五反”运动后，工商界中不少人曾出现畏难、消极情绪。1952年底，他率领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干部，到上海去调查劳资关系问题，鼓励上海工商业者解除顾虑，积极经营，除了个别谈话、小型座谈外，他还在大光明电影院作了一次有千人参加的报告会。但是，正在他想把余年全部贡献给党、努力为人民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因操劳过度而得了半身瘫痪症，不得不进医院治疗。
　　施复亮同志一生为人耿直廉洁，生活朴素，仗义疏财。他曾捐款给老家叶村生产队办学校；给《工人日报》捐款，救济上海无业工人；抗美援朝时，他捐出了当时的全部积余；在河北大水及邢台地震时，他也各捐了2000元；……在他临终时，没有给子女留下1分钱。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发生，施复亮看在眼里，闷在心里。为一批老同志遭到迫害而伤心，为党和国家的前途而担忧。他曾经不止一次拒绝为前来“外调”的人提供不符事实的材料。不久，他自己和他的老伴也都受到冲击，由于周总理的干预，才没有受到太大的迫害，但他的病情因之日重，终于在1970年11月底逝世。
                    ——摘自民建中央网站，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