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炜，1932年生，1952年加入民建。曾任民建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六届委员会名誉主委，第八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在纪念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70周年暨民建浙江省委会组织成立60周年之际，省委会宣传处选择一批入会较早的老会员，采用口述会史的形式进行访谈，我乐意地接受了这次采访，谈谈我与民建难忘的60年。
　　1952年8月，我从杭州市工商联调入民建杭州市委会机关工作。同年10月，经汪祖裕、周吉士两同志介绍加入了民建会，屈指算来至今已有63年了。要问我为什么加入民建？只有一句话回答：工作需要。与民建会员拉近了距离，工作起来更方便些。思想单纯，没有什么多的想法。
在配合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中，民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在民建先是分配在工商研究处工作，当干事。1955年4月，我提升宣传处副处长，就分管宣传方面工作。当时正值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了“一化三改造”任务，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总路线提出在工商业者会员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当时有句话形象化的叫做“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民建积极响应总路线的号召，配合党和国家做好对资改造工作，一是教育，二是代表。所谓“一教育”，就是广泛深入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采取大会作报告，小会组织学习讨论方法，帮助工商业者会员认清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工商界只有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大会报告一般在工商联机关礼堂举行，每次报告都是济济一堂，座无虚席。小组讨论在民建横河桥会所举行。由于民建成员不少同志是工商界骨干分子，他们白天忙于企业生产经营和同业公会工作，没有时间坐下来学习，只能利用晚上时间进行，每到周二周五晚上，民建会议室灯火通明，大家从四面八方赶到会里进行学习，热闹非凡。在一批骨干分子带动下，多数会员比较自觉，较少听到怨言。民建思想教育工作目的是把工商业者会员培养教育成为工商界骨干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模范、带头和桥梁作用。民建在这方面工作是有成效的。
　　“二代表”就是认真贯彻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积极反映政策在贯彻实施中存在问题，向党委政府提出意见建议，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对资改造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的具体问题很多。民建就是通过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工商业者会员的意见，经过梳理整理成简报，向民建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反映。为了发挥骨干分子模范带头作用，民建多次组织先期实行公私合营企业会员现身说法介绍合营中遇到的问题，如何得到较好的解决，他们的认识及体会，以消除尚未合营会员的思想顾虑，起到助推作用。
　　我在工商研究处时，主要搞调查研究，具体负责座谈会记录整理、编发简报等工作。在宣传处时，主要是组织会员政治学习，了解掌握会员思想动态，办好《杭州民讯》刊物及对台宣传工作。还有联系基层支部工作，担任支部联络员，当时称之谓“条条与块块相结合”，这个传统早在五十年代就形成了。我曾先后联系丝织业支部、棉纺业支部、五金交电化工支部和都锦生丝织厂支部，通过联系支部熟悉会员，与会员交朋友，向会员群众学习，对改进提高工作能力很有好处。
建国之初，民主党派机关工作条件较差，
但大家勤奋踏实工作，经受住各种考验。
　　在民建工作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件事。
　　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力有限，党派机关办公条件较差，但是从领导同志到一般机关干部办事很认真，工作很踏实。五十年代民建整个机关只有一部电话机，是四位数号码，放在中间会客室，供大家使用。夏季冬天没有空调设备，机关只有一只五灯电子管收音机。市委会文件都是用钢板蜡纸手刻的，手推油印机印刷的。开会通知由两位工勤人员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分送的，他们几乎跑遍了杭州整个市区。那时没有录音设备，重要报告都是事先指定几位同志同时记录，会后及时校对笔记，一般的不过夜就将记录稿整理出来用复写纸复印几份分送有关领导。做记录时必须全神贯注，手脑并用。许多同志在长期实践中练就了这套基本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尚未结婚，单身一人住在民建机关玲珑阁上，吃饭搭伙在附近工厂单位，生活简简单单。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政治运动多，机关干部要经常背着铺盖下乡参加劳动锻炼。即使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大家还是默默无闻地勤奋工作着，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是党委部门重视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培训工作。我在民建机关工作半年后，即1953年3月，省委统战部从民主党派机关中选调一批干部到上海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为期四个月。全省民建机关干部有7人：樊作虞、吴杰（温州）、秦联康（宁波）、周平英、毛锡勋、孙德禧和我，现在仅剩3人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设在上海打浦桥，原上海政法学院旧址。我们从艾思奇社会发展史学起，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学习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来校授课的有上海市市长陈毅、华东统战部部长陈同生，还有著名的学者教授。我是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我感到很新奇，对学习很认真。在政治研究院过的是半年军事化生活，睡的是集体宿舍，同学们一早起来自己动手整理打扫卫生，吃饭是合食制，每张餐桌上放了几只盛满饭菜的小脸盆，生活全部自理。严肃紧张、团结活泼。唐巽泽主委特从杭州来上海看望我们学习的同志。可惜的是，我当时体检时查出患有轻度肺结核，使我丧失这样一次好的学习机会，我学了两个月只好停学休息。在我离开学院前夕，我们浙江7位同志一起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留念，这张照片大家一直珍藏着。
　　三是我第一次见到了黄任老、陈叔老等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兴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领导同志作风深入，黄炎培、陈叔通、孙晓村、孙起孟等经常深入到各地宣传总路线精神，召开座谈会，了解对资改造工作情况。我清楚地记得，黄炎培来到民建杭州市委会机关。那一天，在民建会址横河桥头和附近一带，站了不少便衣警察，他们是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黄任老乘坐的汽车抵达飞轮别墅门口下车，唐巽泽主委在门口迎候他进了民建机关会议室。警卫员连喝的水都自己带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黄任老。还有一次陈叔通还来到杭州，在大华饭店召开民建工商联领导人座谈会。我不是领导人，但通知我参加，并要我在座谈会上向陈叔老作汇报。我坐在陈叔老相距较远的位置上，我的说话声音陈叔老听不清楚，于是他就走过来坐在我的旁边听我的汇报，当时我感到诚惶诚恐，不知如何是好。陈叔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怎么能叫他走过来，应该是我主动地走上前去。我记得陈叔老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针对当时有人对克服三年暂时困难缺乏信心，对政府工作分不清主流次流，撰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下联是“两眼认清九个指头”，在工商界中广为流传，成为座右铭。
　　历时4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下一步的任务是做人的改造工作。民建工商联商定两会实行合署办公，民建从1959年起迁到中山中路与工商联合署办公。随后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也迁至长生路与省工商联合署办公，对外称为“两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统一战线迎来了春天，广大会员在“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行动纲领指引下，精神焕发，为国出力、为会争光。1985年我重回民建机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