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楷模
发布时间：2016-11-18 10:53:19
|
作者： 程炜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楷模。他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交往中，真诚待人，以宽广博大的胸怀、睿智精辟的言辞、谦让民主的作风、求真务实的精神，赢得了党外人士的信任，建立了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诤友、挚友关系。他虽然已经离开我们整整40年了，但是人们总是忘不了这位“人民的好总理”。
以下几则真实的故事，反映了周恩来高度重视统战工作以及他和党外人士建立起真诚相待、团结合作的关系。
称赞章乃器为新四军做了两件好事
沈钧儒、章乃器等7人，时称“七君子”，因坚持抗日，组织救国会，被蒋介石逮捕关押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经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多次交涉，和宋庆龄等人营救，蒋介石被迫释放“七君子”。章乃器出狱后暂时去了香港。此时正值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时期，李宗仁任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因军务政务繁忙，他无力顾及政府工作，只能做一名挂名的主席。唯财政厅厅长一职想请章乃器担任。他派人到香港找到章乃器，章答允下来。章乃器离港经过武汉时，特地去拜访了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见面后，周赞同章去安徽任职，但建议他务必要做到两点：一要彻底执行释放政治犯；二要搞好同新四军的合作关系。
章乃器牢记周恩来的嘱托，在安徽工作期间，做了两件事：一以整顿安徽全省财政统一税收的名义，根据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精神，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建议由财政厅税收项下按月补助新四军3万元经费，并提请省府会议通过，取得了合法手续。他还考虑到新四军常年在多雨山区作战，缺医少药，多次为新四军送去急需药品。二通过举办干部培训班，为中共培养了一批财经干部。后来章乃器调离了职务，回到了重庆。一批进步人士认为他不该接受财政厅长一职，那是为反对政府服务，玷污了“七君子”的清白。章乃器则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我是为抗日做工作，而非做反动官僚。后来，毛泽东、周恩来获知后，一致称赞章乃器为党和人民做了好事。
称荣毅仁是“少壮派”，对他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关怀备至
1950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招待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代表。毛泽东在大门口迎候，潘汉年把荣毅仁介绍给毛泽东，毛握住荣的手亲切地说，“荣先生来了，欢迎你。老先生（指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好吗？”荣顿时感到心里暖呼呼的，消除了紧张情绪。周恩来因有事晚到，和荣毅仁安排在同一桌，一进门见到了34岁的荣毅仁，就诙谐地说，“喔，少壮派！”在座的其他同志听了都发出会心的微笑。从此，周总理给荣毅仁起的“少壮派”雅号就流传开来。
周恩来对荣毅仁任国务院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十分关心，他担心荣毅仁不习惯北京的生活，对荣毅仁说，“你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荣回答，“到北京了，我就在北京工作，我会习惯的”。周恩来还关心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的进步，鼓励她出来工作。在周的关心下，中央统战部把她安排在全国工商联家属工作委员任副主任，后来又当上了一名全国政协委员。
在文革动乱年代里，周恩来把荣毅仁夫妇巧妙地保护起来，设法使红卫兵退出荣家。一次邓颖超见到荣毅仁时，对荣说，“总理要你沉得住气，经得起考验，你还是有前途的”。荣毅仁对周恩来知遇之恩，没齿难忘。
胡厥文称，周恩来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恩师
周恩来和胡厥文相识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重庆。1945年8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周恩来是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毛和周经常邀集党外人士促膝谈心，胡厥文听他们分析中国和世界形势，讲解党的建国方针和政策。胡厥文与周恩来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还有深层次的原因：
胡厥文是民族工商界的代表人士。曾多次在重庆率工商界代表向蒋介石、宋子文反映民族工商业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多重挤压“夹缝”中生存的艰难状况，要求政府当局关心支持。但却屡遭拒绝，使胡对蒋介石丧失信心。对比之下，周恩来代表中共宣传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时期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使胡厥文增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信心。1945年黄炎培、胡厥文等人发起成立民建会，得到了中共的大力支持。中共南方局书记是周恩来，周经常和民建保持联系，支持民建爱国民主活动。周恩来诲人不倦，但毫不锋芒毕露，他的讲话朴实无华，总是给人以启迪，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也不强加于人，给胡留下了深刻印象，产生崇敬的心情。
周恩来病重期间，胡厥文十分关心，他寄去治疗癌症的处方，想尽一切办法希望总理早日康复。周恩来逝世噩耗传来，胡厥文悲痛万分，茫然若失，当天他致信邓颖超，表示沉痛的哀悼，并附诗一首，诗中曰：
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
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
钱伟长称，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面光辉旗帜
钱伟长在1954～1956年间参加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国家自然科学12年规划制定工作。钱伟长以高昂热情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恩来一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视科学家为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公开赞扬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为中国“三钱”。
在文革中，钱伟长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批斗抄家，撤职罢官，下放车间体力劳动，但他坚信国家决不会这样长久下去。他对周总理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回忆中说：文革中为保护统战人士，周总理做了许多工作，我也是他亲自关怀下才回到清华大学的。总理要我回校参加外事接待工作，点名要我参加文革中第一个赴英国、美国、瑞典、加拿大四国科学家访问团。经办同志怕我趁机移居国外，有意对我封锁消息，被周总理察觉后得到了纠正。临行前，总理还单独嘱咐我，在国外考察时要关注的重点问题。这次出国访问取得了圆满成果。事后有记者就“移居国外”传闻一事采访我，我坦言，我是不会走的。我在壮年时代，舍弃了在美国的一切优厚待遇，回到战乱中亟待建设的祖国，物质享受对我如浮云，把知识献给国家和人民才是我的愿望，我的工作就在中华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
2003年是周恩来诞辰105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周恩来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一书，请钱伟长作序。钱伟长在序言中写道：“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面光辉旗帜。他一生从事革命活动，善于将不同阶级、阶层的人士团结到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众志成城，一道同国内外强大敌人和困难进行长期的复杂的艰苦的斗争，最终使中华民族的共同目标得以实现。”
（作者系省政协原副主席、民建省委会原主委）
以下几则真实的故事，反映了周恩来高度重视统战工作以及他和党外人士建立起真诚相待、团结合作的关系。
称赞章乃器为新四军做了两件好事
沈钧儒、章乃器等7人，时称“七君子”，因坚持抗日，组织救国会，被蒋介石逮捕关押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经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多次交涉，和宋庆龄等人营救，蒋介石被迫释放“七君子”。章乃器出狱后暂时去了香港。此时正值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时期，李宗仁任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因军务政务繁忙，他无力顾及政府工作，只能做一名挂名的主席。唯财政厅厅长一职想请章乃器担任。他派人到香港找到章乃器，章答允下来。章乃器离港经过武汉时，特地去拜访了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见面后，周赞同章去安徽任职，但建议他务必要做到两点：一要彻底执行释放政治犯；二要搞好同新四军的合作关系。
章乃器牢记周恩来的嘱托，在安徽工作期间，做了两件事：一以整顿安徽全省财政统一税收的名义，根据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精神，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建议由财政厅税收项下按月补助新四军3万元经费，并提请省府会议通过，取得了合法手续。他还考虑到新四军常年在多雨山区作战，缺医少药，多次为新四军送去急需药品。二通过举办干部培训班，为中共培养了一批财经干部。后来章乃器调离了职务，回到了重庆。一批进步人士认为他不该接受财政厅长一职，那是为反对政府服务，玷污了“七君子”的清白。章乃器则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我是为抗日做工作，而非做反动官僚。后来，毛泽东、周恩来获知后，一致称赞章乃器为党和人民做了好事。
称荣毅仁是“少壮派”，对他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关怀备至
1950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招待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代表。毛泽东在大门口迎候，潘汉年把荣毅仁介绍给毛泽东，毛握住荣的手亲切地说，“荣先生来了，欢迎你。老先生（指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好吗？”荣顿时感到心里暖呼呼的，消除了紧张情绪。周恩来因有事晚到，和荣毅仁安排在同一桌，一进门见到了34岁的荣毅仁，就诙谐地说，“喔，少壮派！”在座的其他同志听了都发出会心的微笑。从此，周总理给荣毅仁起的“少壮派”雅号就流传开来。
周恩来对荣毅仁任国务院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十分关心，他担心荣毅仁不习惯北京的生活，对荣毅仁说，“你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荣回答，“到北京了，我就在北京工作，我会习惯的”。周恩来还关心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的进步，鼓励她出来工作。在周的关心下，中央统战部把她安排在全国工商联家属工作委员任副主任，后来又当上了一名全国政协委员。
在文革动乱年代里，周恩来把荣毅仁夫妇巧妙地保护起来，设法使红卫兵退出荣家。一次邓颖超见到荣毅仁时，对荣说，“总理要你沉得住气，经得起考验，你还是有前途的”。荣毅仁对周恩来知遇之恩，没齿难忘。
胡厥文称，周恩来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恩师
周恩来和胡厥文相识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重庆。1945年8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周恩来是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毛和周经常邀集党外人士促膝谈心，胡厥文听他们分析中国和世界形势，讲解党的建国方针和政策。胡厥文与周恩来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还有深层次的原因：
胡厥文是民族工商界的代表人士。曾多次在重庆率工商界代表向蒋介石、宋子文反映民族工商业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多重挤压“夹缝”中生存的艰难状况，要求政府当局关心支持。但却屡遭拒绝，使胡对蒋介石丧失信心。对比之下，周恩来代表中共宣传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时期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使胡厥文增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信心。1945年黄炎培、胡厥文等人发起成立民建会，得到了中共的大力支持。中共南方局书记是周恩来，周经常和民建保持联系，支持民建爱国民主活动。周恩来诲人不倦，但毫不锋芒毕露，他的讲话朴实无华，总是给人以启迪，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也不强加于人，给胡留下了深刻印象，产生崇敬的心情。
周恩来病重期间，胡厥文十分关心，他寄去治疗癌症的处方，想尽一切办法希望总理早日康复。周恩来逝世噩耗传来，胡厥文悲痛万分，茫然若失，当天他致信邓颖超，表示沉痛的哀悼，并附诗一首，诗中曰：
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
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
钱伟长称，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面光辉旗帜
钱伟长在1954～1956年间参加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国家自然科学12年规划制定工作。钱伟长以高昂热情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恩来一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视科学家为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公开赞扬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为中国“三钱”。
在文革中，钱伟长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批斗抄家，撤职罢官，下放车间体力劳动，但他坚信国家决不会这样长久下去。他对周总理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回忆中说：文革中为保护统战人士，周总理做了许多工作，我也是他亲自关怀下才回到清华大学的。总理要我回校参加外事接待工作，点名要我参加文革中第一个赴英国、美国、瑞典、加拿大四国科学家访问团。经办同志怕我趁机移居国外，有意对我封锁消息，被周总理察觉后得到了纠正。临行前，总理还单独嘱咐我，在国外考察时要关注的重点问题。这次出国访问取得了圆满成果。事后有记者就“移居国外”传闻一事采访我，我坦言，我是不会走的。我在壮年时代，舍弃了在美国的一切优厚待遇，回到战乱中亟待建设的祖国，物质享受对我如浮云，把知识献给国家和人民才是我的愿望，我的工作就在中华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
2003年是周恩来诞辰105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周恩来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一书，请钱伟长作序。钱伟长在序言中写道：“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面光辉旗帜。他一生从事革命活动，善于将不同阶级、阶层的人士团结到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众志成城，一道同国内外强大敌人和困难进行长期的复杂的艰苦的斗争，最终使中华民族的共同目标得以实现。”
（作者系省政协原副主席、民建省委会原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