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是什么时候，怎么参加民建的？)
　　解放初，我在浙江是搞商业的，从商不问政。1951年我们企业搞私私合营，私私合营的时候有十个单位合营，条件算我最好。人员少、资金多大家都要推我做经理。但我都推了，我就搞搞业务算了。后来1952年“五反运动”把我原来从商的一些积蓄搞垮了。当时讲从商积蓄都是剥削，那没办法，反正重新来过，还是靠自己本事吃饭。
　　那我怎么参加民建的呢？解放初，我看到共产党来的时候，对他们有很好的感受，一个是看到他们的干部都简朴朴素，比如说我们谈话他自己倒茶，穿的衣服也比较简朴的。干部的优良作风，这我第一个欣赏的。第二个是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我感到共产党确实是有骨气，敢同美国对抗，这个在过去国民党是根本不可能的。第三是我看到共产党还是为广大群众讲话的。这样我的思想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因此在“五反”运动后又愿意跑出来参加社会活动了，也开始去参加工商联的学习，后来就加入了民建会。那是1954年，那个时候省民建还没有，就是杭州市民建。在横河桥这个地方。
　　(记者：您参加民建印象最深的事都有哪些？)
　　我参加民建以后到现在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一九五六年到苏联去访问的事情。当时我们国家要组织一个到苏联的友好访问团，这个国家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民建办。由上海民建跟杭州民建两方面组成一个团体，到苏联去访问。当时“五反”运动刚刚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当时我担任公私合营总厂的副厂长。去，自己负担一半的费用，国家负担另外一半。我当时想呢，去参加这个团，看看苏联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怎么样。同时呢，民建会能够承担国家这样一个任务出去访问，我觉得民建在政治上很有地位，共产党非常看得起，所以把这个事情交给民建办。我们那个时候西伯利亚坐火车去的，我对这个事印象比较深刻。我当时是杭州民建副主委，杭州有近十个人一起去，上海也有近十人。
　　第二个印象深刻的事是在文革以后，1983年。那时我们党派刚刚恢复活动不久，浙江省委要省政协组成一个政策落实的调查团，这个调查团五个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为组长，我当时是省政协委员，到温州去调查政策的落实情况。然后把有关情况反馈上去。能参加这样一个高级的政策调查团，可以看出我们民建当时在政治上地位同作用的问题。
　　还有1985年，我们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来参加杭州市民建的一次代表大会。那个会是我主持的。孙起孟同志来了以后参加我们的讨论，个别没有谈话。大会第二天发生了一个事情。孙起孟同志有腰痛病，当时我们杭州市民建一位同志会推拿的。他去帮他推拿推拿，不推拿孙老他还能走去参加会议，一推拿就动不来了，睡在床上。孙起孟同志发生这样一个事情，我们就只好去看看他，也没什么谈话了。
　　（记者：您加入民建后是不是企业那块后来就放掉了？加入了民建以后，又是怎样开始做专职工作？自己在民建的成长过程能不能介绍一下？）
　　我加入民建的时候是1954年，那时候我自己的“大仁”已经没有了，并到私私合营。我不再担任经理，副经理，就担任业务部的一个经理。到1956年就是全行业公私合营，杭州公私合营制茶公司。我在这个公司是副厂长，后来并到国营杭州茶厂。1957年我们还是公私合营，后来搞反右整风，我破产了。我是到1959年的春节再回到公私合营茶厂里面，那个厂已经并到国营了，刚刚并进去的时候，我们公私合营厂比作一个车间，我这个副厂长比作车间副主任。但这一年我担任车间主任期间，评上先进工作者。到后来就评上杭州市的先进工作者，省里的先进工作者，在省大会上推举去参加中央的，实际上就是工业、商业先进工作者大会，是1959年。这个会议回来，杭州市委任命我为国营茶厂的副厂长。
　　1980年，我从杭州茶厂退休了，又在茶厂继续服务三年，1983年到市民建，所以我是退休以后再到民建工作的。开始是副秘书长，到1984年提拔为民建副主委。这期间第一个事情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民建对杭州市区扩展范围的问题出了很多力。民建出面打了一个报告给市政府，提出杭州市现在工业要发展了，地域所碍，发展不来，应该要扩大。提出要杭州市垮江发展，垮过钱塘江，把萧山余杭并进来。这个报告打上去，当然没有同意。第二年省政协开全会的时候，那时我是省政协委员，我又找了程炜等几个民建的省政协委员，我们四个人出面写了一个提案，要求省里面帮助解决杭州市地域扩大的问题。我们考虑市里面是没有条件决定的，要向中央去汇报，就在省政协大会上提。后来在市政协大会上面我们又搞了一个大会发言，也提到这个，就是垮江发展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民建作为一个先导，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后来逐步逐步解决了，开始先划一部分，滨江区的一部分，后来全部余杭萧山都并进来。为这个问题，我们搞了三年。第二个是为国家市场发展、经济发展也做了好多事情，先是1983年我们看到当时杭州市经济不大有优势，很闭塞。那么怎么样能够发展，就组织一个五人的团体到东北，东三省去调查市场情况。带了米布行业的样品、茶叶的、丝织业的样品，杭州市不是丝啊，茶啊出名，到东北去推销，了解市场情况，从天津到吉林长春，到黑龙江，哈尔滨，到大连，这样一个大圈子兜下来，了解了东北的市场情况，也订了一些合同回来。并且把杭州的市场推到东北去应该怎么搞的方法经验写了一个报告给市政府，订来的两张合同也交给他们去做。因为民建本身没有业务，但是我们做了这些工作。
　　包括后来了解茶厂困难，写报告给市政府，落实了一些措施。后来又帮茶厂想办法茶叶外销、茶厂改革这些事，民建都出了力。特别是当时我们汤老是省政府的，也很关心整个茶叶行市的问题。出去调查，调查那谁负责呢？就叫我负责，我既是省政协委员，又是省政协工商组的副组长，又是本身搞茶叶的。由我来组织一个调查组。把省茶叶公司的经理，还有浙江大学关于茶叶系的老师组织起来。大概有靠十个人。对浙江省的茶叶情况进行全面调查一下。从产区到供销区，到销售区，到诸暨、富阳、临安全部下乡去调查。调查以后向省政府打了两个报告。究竟存在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是我们民建会，民建中央跟全国工商联要开茶叶咨询会议。因为茶叶不光浙江发生困难，全国都发生这样的困难。所以民建中央同全国工商联要组织一个全国性的调查。文件到浙江来我们正好，省政协已经专门调查过了。我就把这个材料提供给我们民建中央。民建中央开会，我们浙江也去了，我也去了，参加大会讨论，怎样改正意见，如何放开市场，搞好流通。所以这件事情看来民建的工作对国家的整个经济方面也起了不少的作用。
　　（记者：您加入民建已经有六十多年了，请您谈谈对民建的感情或者有一些自己什么样的体会。）
　　我参加民建六十一年了，作为一个民建会员确实是要衷心对待这样一个组织，感情是比较深的。我退休了以后对民建的一举一动我是时刻关心。比如说我看人民政协报，党派专门有个栏目的。我先要看有没有民建的活动，其他党派有，民建没有，思想上就有感触。民建在哪里取得些成绩了，我看到就把这个报纸给它剪下来，留起来。再比如杭州市政协要开全会了，我肯定要去参加，我就要了解了解我们民建在政协里面情况是怎么样。每年政协要评先进，那看看我们民建有没有？有一年将将没有，我回来就找他们，我说我坐在台上看到先进名单没有民建会，总觉得非常尴尬。所以第二年民建评上了，就同我说“你看今年评上了，你高兴吗？”我说我高兴了。所以说民建是我的终生的组织，我是时时刻刻关心的。
　　（记者：那您对民建以后的发展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希望？对民建七十周年，浙江民建六十周年有什么样的祝福，祝愿。）
　　我总觉得我们民建发展会员高层人士少了点，所以发展会员除了这个经济界特色还是要保留着以外，希望能够多发展一些高层人士。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民建要注意的，培养人才问题，这非常重要。要多在会员当中发展培养后备人才。
　　今年（2015年）是民建成立七十周年，省民建六十周年，我希望我们民建会在我们的三大职务上面，特别是参政议政上做得更加出色，对当前习近平同志讲的“四个全面”，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我们民建会应该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