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一直珍藏一件与抗战有关的老物件，那是一台100多年前生产于日本的老式玻璃台钟，台钟后背黄铜钟盖上刻有二行日文铭文：“台南市役所，产业道路改修纪念”。这行文字是日本对侵占统治下的台湾实行行政管辖的例证，“台南市役所”，即为台南市政府，这个政府是日本人在中国国土上建立的政府。这口台钟在抗战胜利后，1946年9月，从日本人设立的台南市役所（台南市政府）被我的父亲得到，跟随我父亲的足迹，先后到了台北，再至花莲，回到大陆，在我家定居，至今已70年。我出生于1950年，这台钟先于我到我们家5年，它如今由我珍藏，它是我父亲那段抗战光荣经历的证物，也是我们家的抗战纪念。
　　我们周家在抗战时期可谓是一个“抗战之家”。我的父亲在家排行老二，出身于反封建军人家庭，爷爷周学濂是革命党人，早年毕业于浙江武备学堂，带兵打仗，参加过辛亥革命、北阀战争，是1905年秋瑾、徐锡麟在浙江新军中发展的光复会会员，同年转入同盟会。由爷爷带出的一班弟子，大都成为抗日战场上的勇将，其中以蒋柏诚最为出众，爷爷的同班同学斯烈将军（我们家的常客）带出的三位弟子成为抗日战场上的千古名将，他们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颱。1937年“七七事变”后，父亲的兄弟姐妹们以各种方式支持着前线抗战。1938年随着抗战形势的深入，我的大伯周抗率兄弟姐妹四人徒步千里，前往延安参加了八路军，直接走向抗战的最前沿。在抗战中我们周家参加八路军的人数一共有7名（含父亲兄弟姐妹们在战争前线结下的革命伴侣）。
　　父亲在北平求学期间，在李万新（“一二·九”运动著名领袖、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任林业部司长，中国林科院党委书记）的领导下，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战期间，父亲在国立英士大学任副教授，在英大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默默为抗战奉献着力量。父亲捐钱捐物，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并送他的多名学生走向抗战前线。
　　1945年抗战胜利，父亲在英大任教的岗位上受国民政府奉调，跟随陈仪、葛敬恩二位将军前往台湾参予技术行政接收，当年父亲去台湾接收的路线是在上海侯船到达基隆，转台北。他的接收办公室设于台北的台湾农林检验局，父亲参与了台南市役所的接收工作。据父亲回忆，台南市役所的接收工作完成后，一位等待遣返的日方农业行政官员找到我父亲，说他不日就将遣返回国；这口钟是他的私人物品，不带回去了，留给我父亲作一纪念，父亲也就收下了。1946年秋，父亲的接收任务完成，在台北接到调令去花莲任职，担任花莲港分局筹备主任，因当时交通不便，父亲带了二名助手在太平洋上坐小船，经6个小时才到花莲。之后1946年11月父亲因不愿留在国民政府做官，加上热爱他从事的教学事业，只身返回大陆，回到英士大学执教，并参加了英大地下党领导下的各项活动，这口珍贵见证抗战胜利的纪念品——日产台钟，也随着我父亲从台归来，进入了我们家中，保留至今。
　　它如今还能使用，它是我家的抗战记忆。 　　
    作者备注：父亲周鸣铮，中共老干部，1993年过世，我国农业史上的第二位本国硕士。建国后先后在浙江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任教（系主任），1959年调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任研究员。

（本文获省委会征文优秀作品，作者周其虹系周鸣铮之子，民建杭州市城建三支部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