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1878～1965），江苏川沙（今上海市）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实业家、政治家，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曾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并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在我国多党合作史上，毛泽东和黄炎培曾讨论关于“历史兴衰周期率”问题，后人称之谓“窑洞对”，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向毛泽东大胆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上“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回答说：我们找到了办法，这就是民主。从这一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爱国心切、敢于直言、胸怀坦荡的黄炎培，一个“理必求真，事必求是”，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黄炎培。
大胆建言做党诤友
　　延安之行是黄炎培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也由此开始他与毛泽东结下深厚情谊。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常向黄炎培咨询有关国家方针政策意见，有时夜半之时黄被从睡梦中唤起，赶赴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泽东晤谈。黄炎培向夫人姚维钧交待，任何时候毛主席或其他中央领导来请，都不得延误。和毛泽东会晤后回家，黄炎培有时仍兴奋不已，虽已至深夜，仍伏案疾书起来。他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百多封信，毛泽东也回了六十多封信，讨论的多是国家大事。如1950年，政府抑制通货膨胀后，一度出现市场萧条、商店关门的情况，黄炎培遂将自己的建议，致信毛泽东、周恩来及分管经济工作的陈云、薄一波。毛泽东收信后，又请黄炎培当面讨论。黄炎培的建议被中央采纳付诸实施后，收到了好的效果。对于毛泽东的从善如流，黄炎培很为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如愿了。”
　　抗美援朝时，众人为出兵朝鲜的名义意见不一，毛泽东和周恩来主张用“中国支援军”的名义。黄炎培闻讯后专程去中南海，提出以“志愿军”命名为好，毛泽东欣然接受，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命名。1954年讨论《宪法》草案时，黄炎培提出国家元首仍称主席不称总统、以中央人民政府为最高执行机关、中央以下各级一律称人民政府的建议，这个建议再获通过。1959年，他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不要变动的意见，成为共识。
一不敛财二不做官
　　黄炎培有两个清名：一不愿敛财，二不肯做官。他一生兴学，不遗余力，因口才甚好，善于筹款，获捐甚多。创办中华职教社后，面对各方资助，黄炎培从不据为己有，甚至不领工资，只取生活费。他创办了那么多所学校，可自己的子女却从小穿着旧衣服到不收取学费能管吃住的公费学校上学。他的四个儿子曾出国留学，但都是考取公费留学生，没让他花一文钱。学成后，全都回国效力。
　　抗战时期，黄炎培曾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的抗日募捐委员会秘书长，主持民间募捐工作，人们看重的正是他不贪财的声望。黄炎培先后六下南洋，游说华侨，为国家抗战募得巨款，但他依旧是两袖清风。困境时，他还曾上街卖字为生。黄炎培去世后，没有一份家产，没有一所房子，有的就是不敛财的清名。
　　黄炎培另一个清名是“不做官”。辛亥革命之后，声望日隆的黄炎培是各派争相拉拢的对象，手段就是封官许愿，黄炎培却两次拒绝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袁世凯十分不满，说黄炎培是“与官不做，遇事生风”的人。
　　1946年7月，国民党欲拉拢黄炎培，让杜月笙传陈立夫的话，希望他能够脱离民盟，单独参加国民大会，黄炎培坚决谢绝。表示：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我若脱离民盟，无疑等于自毁人格。他给友人回信中回答了为何数次不愿做官：“弟对职业教育，确信为能解决人类间种种问题之最扼要办法。若一行作吏，势须抛弃半途，实违宿愿。”
　　1949年，国民党反对政府已是日薄西山，作垂死挣扎。蒋介石要黄炎培跟着他走，但黄决心跟共产党走。就在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发话了：“绝不能放过黄炎培的二儿子。”特务逮捕了黄炎培的二儿子黄竞武，黄竞武宁死不屈，被特务打断腿活埋了。这惨无人道的举动震惊国共两党。
为人民做官
　　1949年3月，毛泽东从西柏坡抵达北平，在香山双清别墅单独宴请黄炎培。毛泽东希望黄炎培能够团结并领导民族实业家们，黄接受重托，第二天，就把3份草拟好的电报交给李维汉代发，分别向上海、香港、新加坡工商界朋友传递信息，迎接上海解放。
　　随后，周恩来总理盛情邀请黄炎培“出山”。黄炎培没有再推辞，他以72岁的高龄，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成为4名开国副总理之一。黄炎培复出做官遭到他儿子的不解，问道：“父亲一生拒不做官，怎么年过70做起官来?”黄炎培回答：“情况不同了，现在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不做。我现在是做事，是为人民做事，不是为个人做官。”
严苛教子清廉做人
　　黄炎培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先驱，对子女的教育他同样上心，且相当严格，从不娇惯孩子。四子黄大能初中就读于沪江大学附属中学，该校环境优美、学费昂贵，学生中多为富家子弟，黄大能身处其间也受了些影响。黄炎培察觉到儿子的变化后果断将其转到位于上海南市陆家浜贫民区的中华职业学校。他说：“我们黄家可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子弟来。”
　　黄炎培在民建会内提出“责在人先，利居众后”，现在成为全体会员向老一辈领导人学习的座右铭。他在家里也给子女写了一则座右铭：“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如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前四句，是告诫儿子，做人一定要追求真理，不被纷杂的邪说所诱惑，以致误入歧途。中间四句是对儿子日常的要求。最后四句，意味深长。他要求儿子对待同志和蔼可亲，像春风一样暖人；对坏人坏事像秋霜一样凌厉。
　　这几句箴言，不只是一位父亲对子女的教育要求，也是黄炎培真诚爱国、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一生最好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