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是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部长。他是民建成立时政治纲领、成立宣言的起草人，参加了新政协共同纲领的起草。他就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乃器。
　　章乃器（1897－1977年），浙江青田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编制委员会主任，财经委员会委员，粮食部部长。民建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一、二届副主任委员。著有《章乃器论文选》、《中国货币论》等。
　　他一生曾经沧海，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晚年身处逆境，文革横遭暴力，全凭顽强的意志和坚强的体魄硬挺下来，活到八十高龄。他的个性清高孤傲，时时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自许。
安徽反腐败
　　抗日战争期间，章乃器曾应时任第五战区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李宗仁力邀，出任安徽省财政厅长，以挽救战时财政，坚持抗战。章乃器在了解了基本情况之后，向李宗仁提出“铲除贪污，节约浪费”的主张。因为章乃器深知，贪污腐败是国民党的通病，而贪污腐败不除，安徽财政绝无重振的可能。李宗仁对此表示全力支持，章乃器的反贪污的新政在全省展开，并大得人心。有人还为此写出《与贪官污吏大战三百回合》的调查报告。对于畏罪潜逃的贪污分子，章乃器不依不饶，将有关案情上报国民政府。蒋介石知道章乃器办事认真，疾恶如仇，也就下令法办了一批贪官污吏，一时间安徽弊清政廉。在此情况之下，章乃器殚精竭虑，只用两三个月就使安徽财政起死回生，并有结余。
　　赴任安徽财政厅长前，章乃器曾经过武汉与中共办事处周恩来、王明会见，这是他们的首次见面。到达安徽之后，章乃器在大别山抗日根据地与共产党人周新民、张劲夫、陈国栋及进步人士朱蕴山等合作，坚持团结抗战。由于安徽的政治犯已全部被军统抢先转移，他就全力搞好与新四军的合作。不但每月以三万银元的财政拨款支援新四军，还给他们送去急需的金鸡钠霜等药品，并为中共培养了一大批财经干部。
　　由于章乃器在安徽坚持团结抗战，得罪了顽固派，被蒋介石召往重庆“述职”，待他于1939年5月抵达重庆后，即被蒋免职。此后他就一直经营工商业，拒绝再做国民党政府的官。
兢兢业业做好粮食部长
　　1948年底，章乃器应毛泽东的邀请，毅然舍弃了在香港蒸蒸日上的地产事业，与李济深、茅盾、马寅初等三十余位民主人士秘密乘苏联轮船北上，于1949年初到达东北解放区。他在沈阳的欢迎大会上应邀讲话时表示：“我过去多年为资本家打算盘，今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打算盘。”
　　章乃器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他运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为新政权建立和健全财政金融体制、会计制度，发行人民币、稳定金融和物价等出谋划策，为调动民族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做了大量工作。打击上海银元投机狂潮、解决南北物资运输等事件中，他是主要智囊。1950年初发行的新中国首只公债“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正是他的建议。
　　1952年，章乃器出任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部长。他在上任之初就表示：“非党人士担任财政方面的工作是例外的，因此感到责任重大。”他积极参与制定了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首创粮票制度，基本上解决了中国历代政府都难以解决的吃饭问题，对保障新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他主张建立储备粮制度以备粮荒；制定了科学的粮食生产标准和严格的储运管理体制；对于国家在粮食价格上的政策性补贴，他反对把“不惜赔钱”理解为“不计成本”，经过不懈的努力，确立了经济核算制，批判了供给制思想，使粮食部门扭亏为盈，开始向国家上缴利润。
　　推行粮食统购统销被称为是建国以来经济战线的第二个大战役，是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章乃器以一个党外人士的身份，亲自主持起草工作。为不辜负重托，章乃器倾注全部心血投入这项任务。他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最多长达16小时，往往星期天也不休息。他系统地研究了苏联、日本以及中国历代政府的粮政体制，详尽分析全国的粮食产销形势，创立了我国特有的粮食凭票定量供应制度，最终圆满地完成了粮食统购统销法规的制定工作。
变收藏为奉献
　　章乃器爱好文物收藏。其资金来源，一是个人的薪水，二是从上川公司抽回的资金。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创立了上川公司，发展迅速。他还买下台湾糖业公司，后又转赴香港创办了港九地产公司，经营很成功。1949年回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出任政府公职后，章乃器不再经营企业，辞去了在公司的职务，同时将自己在公司的投资逐步抽回。这些资金，成了他搜集文物的主要经费来源。到1954年，他已经积存了三个房间的文物，收藏门类比较齐全，其中不乏相当数量的精品。
　　1953年底，章乃器写信给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 ，表达了捐献的愿望。1954年初，郑从故宫派来六名专家接收文物。章乃器将所有的橱柜门全部打开，任其挑选，大概挑了一个月，最后筛选出一千多件精品运走。文物部门提出为他开一个捐献文物展览会，但被他制止了。第二年，他又捐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一两千件，当时他连数目也没有清点。
　　2007年，在章乃器诞辰110周年之际，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了“章乃器先生捐献文物展”。在故宫博物院的“景仁榜”上，镌刻了600多位捐赠人士的名字，其中“章乃器”名下有这样一段话：“所藏陶瓷、青铜器品质极高。1954、1960两年间，章乃器先生将所藏文物总计1,192件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其中宋龙泉窑五管瓶、宋邢窑瓶、周提梁卣、夔纹鼎等皆是其中精品，为丰富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作出了重大贡献。”
亲人眼中的章乃器
　　在别人眼里，章乃器个性刚强，喜欢与人争辩说理，甚至是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但在他的子女亲人眼里，他却是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长者。
　　他的女儿回忆，父亲有个习惯，就是在出门之前和回家之后，总要用双手捧着她的脸或扶着她的肩，在她额头上轻轻吻一下，对已成年的姐姐也如此。她从来没有看见过父亲发脾气，即便在他处境最困难的“反右”运动中，面对子女反复劝他向党和人民认错之时，他也始终没有对子女发过一次脾气，总是或沉默不语，或叫孩子们别管。
　　章乃器的生活是简朴的。他上班穿着普通的制服和衬衣，回家之后就换上睡衣，不论长短睡衣都是旧的，有的还打了补丁。家里的陈设也很简陋。晚上，他总是先在家里处理一阵公务，然后到书房读书、学习到深夜。常常子女们睡了一觉醒来，发现父亲书房里的灯还亮着。
　　他的儿子章立凡回忆说：父亲自己日子过得紧巴巴，却念念不忘给国家省钱。他当部长的时候，乘坐的是一辆淘汰下来的老式福特轿车。后来部长们纷纷换用“吉姆”，父亲一直坚持不换，直到所有的部长都已改乘这种苏联高级轿车了，他才最后一个更换。被撤销全部职务后，房子年久失修，国管局派人来准备全面修缮。父亲要来工程预算表，戴上老花眼镜，拨着算盘一项一项核对，把可有可无的项目一概砍掉，保留的项目也是能压缩则压缩，只剩下确与房屋安全有关的支出。等把来人送走，章立凡便问父亲：“爹爹，又不是自己花钱，谁不愿房子修得好一些，何必如此精打细算？”他回答：“国家的钱来自老百姓，一分都不能浪费。”
　　章乃器曾自称：“我素来不接客，不送客，不拜客，不请客，不送礼。”
　　他也曾说过：“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个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大公无私的人。”
　　他还曾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我要写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爱党，我爱祖国，我也爱我自己个性中可爱的东西》。我觉得我个性中可爱的东西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1977年，80岁的章乃器在北京逝世，家人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遗体捐献给北京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