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五种能力”的浙江民建社会服务价值最大化研究
发布时间:2017-07-28 16:33:38
|
作者: 叶永玲 林 燕
浙江民建的社会服务价值最大化不仅需要依托内部行政管理实现组织内部的服务成本降低,还需要依托外部定位管理实现服务对象的服务价值提升。外部定位管理是指为了提升社会服务的经济价值、正外部性价值,同时降低社会服务的负外部性价值,浙江民建需要对社会服务项目进行定位,包括项目间定位与项目内定位,以实现社会服务价值最大化。其中项目间定位是指在众多的社会服务项目之间,选择最有价值的服务项目。项目内定位是指进行相同的社会服务项目,比其他党派或非政府组织的价值更高。习总书记“五种能力”中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合作共事能力为浙江民建的外部定位管理提供了指南。
一、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实现社会服务价值最大化
正价值的社会服务项目,与正和博弈相对应;零价值的社会服务项目,与零和博弈相对应;负价值的社会服务项目,与负和博弈相对应。政治把握能力意味着浙江民建在进行社会服务之前,首先需要对社会服务项目价值(经济价值+正外部性价值-经济成本-负外部性价值)的正负进行评判,选择具有正价值的社会服务项目,这是价值正负方向的原则问题。
譬如在众多的社会服务项目中,金华民建选择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企业环境责任服务项目,调研、走访企业环境责任领先的义乌双童日用品公司,并把双童公司的成功经验向金华工业园区的其他企业进行推广、介绍。企业环境责任服务项目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具有正的外部性价值,这种社会服务项目总和的价值为正数。
政治把握能力与社会服务价值项目间定位相对应。需要浙江民建在众多的社会服务项目中,选择具有正价值的社会服务项目,接下来还需要对社会服务项目价值的大小进行评判,选择正价值高的社会服务项目,以利于实现社会服务价值最大化。
浙江民建的政治把握能力越高,就越利于社会服务项目间定位优化,即越能在众多的社会服务项目中,定位具有正价值且高价值的社会服务项目。浙江民建可以通过政治把握能力的提高,从转移支付价值、专业咨询价值、利益均衡价值、环境会计价值等四个方面选择经济价值高的社会服务项目,从正能量价值、和谐价值、公平价值、幸福价值等四个方面选择正外部性价值高的社会服务项目,即从价值链源头进行社会服务项目间定位优化实现浙江民建社会服务价值最大化。
二、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实现社会服务价值最大化
民主党派的社会服务与参政议政能力具有四种关系,主要表现为:社会服务和参政议政是路径关系。社会服务是民主党派履行参政议政目标的重要路径,依托社会服务路径,可以实现参政议政目标;社会服务和参政议政是依属关系。社会服务属于参政议政职能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服务和参政议政是正相关关系。参政议政能力越高(低),社会服务价值越大(小);社会服务和参政议政是相互依存关系。离开了社会服务路径,参政议政职能难以有效履行,离开了参政议政,社会服务失去目标。
参政议政能力与社会服务项目内定位相对应。浙江民建的参政议政能力越高,相同的社会服务项目,社会服务价值越大。项目内价值定位主要包括服务价值定位与服务方式定位。社会服务项目内定位首先表现为服务价值定位或民众价值定位,即服务对象的人民群众需要什么样的价值因素,浙江民建就提供什么样的价值因素。民众价值分为民众共性价值(亦称理性价值,主要包括经济实惠、解决困难、政策落实等务实价值因素)与个性价值(亦称感性价值,具体包括信息咨询、领导重视、公平正义等务虚价值因素)。准确的民众价值定位,意味着不仅满足民众需要的价值因素,而且满足民众需要的价值因素对应的量。
譬如每年的三八妇女节,各类组织、单位都会进行与妇女相关的社会服务,但只是例行服务而已,社会服务价值相对不高。从价值定位角度,只有浙江民建认真深入调研,准确知道女性实际需要的价值因素及价值因素对应的量,才能最大限度满足女性价值需求,实现三八妇女节社会服务价值最大化。
又如金华民建通过大量调研,发现不同收入、不同地区的女性所需要的服务差别较大,于是在三八妇女节对农村相对低收入女性群体,进行共性价值定位,给予经济扶持和解决家庭困难为主的社会服务,并根据不同具体困难的大小,准确进行了价值的量的分配;对市区相对高收入女性群体,进行个性价值定位,针对不同女性的实际个性价值需要,分别进行了健康咨询服务、法律咨询服务、社区联谊活动等,切实满足了这些女性的个性价值需要。金华民建成本相同的条件下,最大限度提升了社会服务价值。
这种进行相同的社会服务项目,比其他组织能创造更高价值的能力,既是服务价值定位(项目内价值定位之一)能力,也是参政议政能力的表现之一。同时,参政议政能力与服务价值定位能力是正相关关系,参政议政能力越高,服务价值定位能力越高。因此,可以通过提高参政议政能力来提升浙江民建社会服务价值定位能力,最终实现社会服务价值最大化。
价值链视角,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可以强化浙江民建社会服务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水平,可以帮助浙江民建社会服务价值链进行准确的经济价值与正外部性价值定位,从而实现浙江民建社会服务价值项目内定位优化。即在社会服务项目相同的条件下,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可以优化浙江民建社会服务价值链的各环节的价值水平与综合价值定位,实现浙江民建社会服务价值链领先。
三、提高合作共事能力实现社会服务价值最大化
社会服务项目内定位还表现为服务方式定位,包括内部资源服务方式定位与外部资源服务方式定位。内部资源服务方式与旧木桶理论(为了使木桶能够装更多的水,加长最短的那块木板)相对应,是指浙江民建为了提升社会服务价值,需要加强社会服务价值链薄弱环节,使整个价值链具有价值优势。内部资源服务方式定位意味着浙江民建依托党派自身资源进行社会服务工作。由于党派自身资源相对有限,无论怎么取长补短,整个价值链价值也难以有效提升。外部资源服务方式与新木桶理论(为了使木桶能够装更多的水,拿出自己最长的木板和外部的长木板进行组合,形成一只容积更大的木桶)相对应,是指浙江民建为了提升社会服务价值,需要价值链优势环节与外部优势环节合作,使整个价值链具有价值优势。外部资源服务方式定位意味着浙江民建与外部个人或组织合作进行社会服务工作。合作共事能力意味着浙江民建积极与外部个人或组织合作共事,以外部优势资源之长,补自身劣势资源之短。如果浙江民建善于利用外部优势资源扬长避短,整个社会服务价值链价值就不难有效提升。
譬如在国际绿色贸易壁垒、蓝色贸易壁垒日趋严峻的背景下,金华民建为了给义乌市民营出口型企业做好出口咨询服务工作,考虑到金华民建现有会员国贸专业知识相对不足,就专门与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非国际商学院的懂国贸的专家、教授们合作,组成专家服务团为义乌企业开展出口咨询服务工作,取得了较高的服务成效。
一个组织(或个人)之所以比另一个组织(或个人)能创造更多的社会服务价值,源于这个组织(或个人)的社会服务价值链比其他组织(或个人)的社会服务价值链能带来更多的价值。合作共事能力是浙江民建运用新木桶理论,积极利用外部资源提升社会服务价值的核心能力之一。离开了合作共事能力,社会服务项目内定位就只能定位为内部资源服务方式定位,社会服务价值链与其他组织相比,就没有价值链外部资源优势。浙江民建可以积极利用网络技术,低成本、高速度地搜索到优秀合作伙伴,并使用合适的书面契约与心理契约开展双赢合作,切实提升合作共事能力,进而运用新木桶理论,利用外部优势资源实现社会服务价值最大化。
价值链视角,提高合作共事能力,依托外部价值链优势环节与优势资源,有利于浙江民建从转移支付价值、专业咨询价值、利益均衡价值、环境会计价值等经济价值方面,从正能量价值、和谐价值、公平价值、幸福价值等正外部性价值方面,最大限度进行价值链各环节、各资源扬长避短,合作实现社会服务价值最大化。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浙江民建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积极开展专业合作,充分利用外部优势资源强化价值链各环节价值水平,在自身价值链水平既定的条件下,实现浙江民建社会服务价值最大化。
(作者:叶永玲,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林
燕,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商学分院院长、教授。本论文获全省统战理论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本文有删节。)
一、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实现社会服务价值最大化
正价值的社会服务项目,与正和博弈相对应;零价值的社会服务项目,与零和博弈相对应;负价值的社会服务项目,与负和博弈相对应。政治把握能力意味着浙江民建在进行社会服务之前,首先需要对社会服务项目价值(经济价值+正外部性价值-经济成本-负外部性价值)的正负进行评判,选择具有正价值的社会服务项目,这是价值正负方向的原则问题。
譬如在众多的社会服务项目中,金华民建选择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企业环境责任服务项目,调研、走访企业环境责任领先的义乌双童日用品公司,并把双童公司的成功经验向金华工业园区的其他企业进行推广、介绍。企业环境责任服务项目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具有正的外部性价值,这种社会服务项目总和的价值为正数。
政治把握能力与社会服务价值项目间定位相对应。需要浙江民建在众多的社会服务项目中,选择具有正价值的社会服务项目,接下来还需要对社会服务项目价值的大小进行评判,选择正价值高的社会服务项目,以利于实现社会服务价值最大化。
浙江民建的政治把握能力越高,就越利于社会服务项目间定位优化,即越能在众多的社会服务项目中,定位具有正价值且高价值的社会服务项目。浙江民建可以通过政治把握能力的提高,从转移支付价值、专业咨询价值、利益均衡价值、环境会计价值等四个方面选择经济价值高的社会服务项目,从正能量价值、和谐价值、公平价值、幸福价值等四个方面选择正外部性价值高的社会服务项目,即从价值链源头进行社会服务项目间定位优化实现浙江民建社会服务价值最大化。
二、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实现社会服务价值最大化
民主党派的社会服务与参政议政能力具有四种关系,主要表现为:社会服务和参政议政是路径关系。社会服务是民主党派履行参政议政目标的重要路径,依托社会服务路径,可以实现参政议政目标;社会服务和参政议政是依属关系。社会服务属于参政议政职能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服务和参政议政是正相关关系。参政议政能力越高(低),社会服务价值越大(小);社会服务和参政议政是相互依存关系。离开了社会服务路径,参政议政职能难以有效履行,离开了参政议政,社会服务失去目标。
参政议政能力与社会服务项目内定位相对应。浙江民建的参政议政能力越高,相同的社会服务项目,社会服务价值越大。项目内价值定位主要包括服务价值定位与服务方式定位。社会服务项目内定位首先表现为服务价值定位或民众价值定位,即服务对象的人民群众需要什么样的价值因素,浙江民建就提供什么样的价值因素。民众价值分为民众共性价值(亦称理性价值,主要包括经济实惠、解决困难、政策落实等务实价值因素)与个性价值(亦称感性价值,具体包括信息咨询、领导重视、公平正义等务虚价值因素)。准确的民众价值定位,意味着不仅满足民众需要的价值因素,而且满足民众需要的价值因素对应的量。
譬如每年的三八妇女节,各类组织、单位都会进行与妇女相关的社会服务,但只是例行服务而已,社会服务价值相对不高。从价值定位角度,只有浙江民建认真深入调研,准确知道女性实际需要的价值因素及价值因素对应的量,才能最大限度满足女性价值需求,实现三八妇女节社会服务价值最大化。
又如金华民建通过大量调研,发现不同收入、不同地区的女性所需要的服务差别较大,于是在三八妇女节对农村相对低收入女性群体,进行共性价值定位,给予经济扶持和解决家庭困难为主的社会服务,并根据不同具体困难的大小,准确进行了价值的量的分配;对市区相对高收入女性群体,进行个性价值定位,针对不同女性的实际个性价值需要,分别进行了健康咨询服务、法律咨询服务、社区联谊活动等,切实满足了这些女性的个性价值需要。金华民建成本相同的条件下,最大限度提升了社会服务价值。
这种进行相同的社会服务项目,比其他组织能创造更高价值的能力,既是服务价值定位(项目内价值定位之一)能力,也是参政议政能力的表现之一。同时,参政议政能力与服务价值定位能力是正相关关系,参政议政能力越高,服务价值定位能力越高。因此,可以通过提高参政议政能力来提升浙江民建社会服务价值定位能力,最终实现社会服务价值最大化。
价值链视角,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可以强化浙江民建社会服务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水平,可以帮助浙江民建社会服务价值链进行准确的经济价值与正外部性价值定位,从而实现浙江民建社会服务价值项目内定位优化。即在社会服务项目相同的条件下,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可以优化浙江民建社会服务价值链的各环节的价值水平与综合价值定位,实现浙江民建社会服务价值链领先。
三、提高合作共事能力实现社会服务价值最大化
社会服务项目内定位还表现为服务方式定位,包括内部资源服务方式定位与外部资源服务方式定位。内部资源服务方式与旧木桶理论(为了使木桶能够装更多的水,加长最短的那块木板)相对应,是指浙江民建为了提升社会服务价值,需要加强社会服务价值链薄弱环节,使整个价值链具有价值优势。内部资源服务方式定位意味着浙江民建依托党派自身资源进行社会服务工作。由于党派自身资源相对有限,无论怎么取长补短,整个价值链价值也难以有效提升。外部资源服务方式与新木桶理论(为了使木桶能够装更多的水,拿出自己最长的木板和外部的长木板进行组合,形成一只容积更大的木桶)相对应,是指浙江民建为了提升社会服务价值,需要价值链优势环节与外部优势环节合作,使整个价值链具有价值优势。外部资源服务方式定位意味着浙江民建与外部个人或组织合作进行社会服务工作。合作共事能力意味着浙江民建积极与外部个人或组织合作共事,以外部优势资源之长,补自身劣势资源之短。如果浙江民建善于利用外部优势资源扬长避短,整个社会服务价值链价值就不难有效提升。
譬如在国际绿色贸易壁垒、蓝色贸易壁垒日趋严峻的背景下,金华民建为了给义乌市民营出口型企业做好出口咨询服务工作,考虑到金华民建现有会员国贸专业知识相对不足,就专门与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非国际商学院的懂国贸的专家、教授们合作,组成专家服务团为义乌企业开展出口咨询服务工作,取得了较高的服务成效。
一个组织(或个人)之所以比另一个组织(或个人)能创造更多的社会服务价值,源于这个组织(或个人)的社会服务价值链比其他组织(或个人)的社会服务价值链能带来更多的价值。合作共事能力是浙江民建运用新木桶理论,积极利用外部资源提升社会服务价值的核心能力之一。离开了合作共事能力,社会服务项目内定位就只能定位为内部资源服务方式定位,社会服务价值链与其他组织相比,就没有价值链外部资源优势。浙江民建可以积极利用网络技术,低成本、高速度地搜索到优秀合作伙伴,并使用合适的书面契约与心理契约开展双赢合作,切实提升合作共事能力,进而运用新木桶理论,利用外部优势资源实现社会服务价值最大化。
价值链视角,提高合作共事能力,依托外部价值链优势环节与优势资源,有利于浙江民建从转移支付价值、专业咨询价值、利益均衡价值、环境会计价值等经济价值方面,从正能量价值、和谐价值、公平价值、幸福价值等正外部性价值方面,最大限度进行价值链各环节、各资源扬长避短,合作实现社会服务价值最大化。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浙江民建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积极开展专业合作,充分利用外部优势资源强化价值链各环节价值水平,在自身价值链水平既定的条件下,实现浙江民建社会服务价值最大化。
(作者:叶永玲,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林
燕,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商学分院院长、教授。本论文获全省统战理论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