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建
2017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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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先贤蔡邦华、吴觉农的故事
发布时间:2017-12-11 09: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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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 炜
    今年5月21日,浙江大学迎来了120周年华诞。浙大师生和来自海内外校友代表及教育界人士欢聚杭州西子湖畔共庆佳节。
    浙大是一所百年名校,如今桃李满天下,享誉海内外。它走过了光荣又不平凡的道路,依靠的是始终秉承“求是创新”的校训,执着的学术理想,务实的学术风气,雄厚的师资队伍,严谨的治学精神,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建设优秀人才。在120周年校庆之际,浙大在宣传报导中就提到了一批名师,他们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为新学科建设奠定基础等方面,留下了光辉的业绩。其中就有两位是民建先贤。由于他们入会时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同志并不熟悉,因此有必要作一些介绍。
    我国著名昆虫学家蔡邦华
    蔡邦华(1902~1983),江苏溧阳人,我国著名昆虫学家。毕业于日本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1930年赴德国进修,1932年回国后,曾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中央农业试验所研究员,江苏省昆虫局局长。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等职,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潜心研究昆虫学,对学术研究视作比自己生命还重要。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浙大西迁,蔡邦华在西迁路上,不顾劳累,依然采集昆虫标本,讲授昆虫分类、昆虫生态学。等到学校回迁的时候,因路途遥远,要运回的物资太多,他什么行李都舍得扔,唯独这批宝贵的标本和重要的书籍留下来了。1939年他留下的昆虫标本如今成了“镇院之宝”。他深入研究生物防治和生态调控理论,取得了重大成就。他发现田间的害虫有很多的天敌,只要人们把天敌培养好,就能防治害虫,而不需喷洒农药。他创立了一套害虫预测预报制度,首次明确了害虫“猖獗”的实际含义,提出了松毛虫和白蚁综合防治方案。在有翅目等5个科目中发现了150多个新属种,奠定了中国森林昆虫学研究的基础。著有《昆虫分类学》,发表论文数百篇。
    蔡邦华思想进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1947年10月26日,警方以“共匪嫌疑”罪名逮捕了浙大4名学生。其中于子三是浙大农学院学生、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浙江学联、浙大学生自治会和全国学联的联系人,又是党的秘密组织“新民主青年社”华家池分社的负责人,但并不是共产党员。
    于子三被捕后惨遭杀害。事件发生后,竺可桢校长立即向国民党当局严正交涉,要求公布事实真相,严惩凶手,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全校师生积极响应,举行集会抗议游行等形式,为爱国学生伸张正义,为于子三报仇。但是,国民党当局掩盖真相推卸责任的恶劣态度,激起了师生的强烈不满,11月3日起,浙大师生一致行动,举行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研究生罢研、工人罢工的“四罢斗争”,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浙大师生还要为于子三烈士举行公祭大会和安葬出殡游行,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特务的破坏和镇压,一些学生在冲突中受伤。于子三事件得到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昆明等地大中学校的积极声援,形成了全国性的“反迫害、争自由”爱国民主运动。前后历时140余天,在浙江大学爱国民主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蔡邦华作为浙大农学院院长,于子三又是农学院学生,他一直关心爱护青年学生的进步,自始至终积极参加这场斗争。他受浙大委派赴南京向教育部报告事件的经过。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黎明时刻即将到来之际,蔡邦华等人经浙大校务委员会推荐,参加由竺可桢校长领导的安全委员会组织,坚持护校,为迎接解放、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前对学校进行破坏活动,作出了积极贡献。
    蔡邦华1950年6月加入民建会,1949年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是第二、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代茶圣”吴觉农
    吴觉农(1897~1989),浙江上虞人,幼小受家庭熏陶,聪明好学。他的家乡上虞县属于我国平水茶区,在童年时代他经常到茶山观看茶农劳作情况,目睹茶农忍饥挨饿辛苦一年却得不到温饱。以后长大了,在进步思想影响下,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在于农民觉悟起来,他原名吴荣堂,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觉农”,立志要帮助农民提高觉悟,改进生产,改善生活。在县立高小毕业后,他考入浙江省中等农业学堂(后改名为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是浙江大学农学院的前身)。1917年毕业后他在校任讲师三年。1919~1922年考取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生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农林水产省(部)的茶叶试验场和精制工厂学习。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搜集了世界各国有关茶产业发展情况的资料,写成文章后寄回国内在《中华农学会刊》等杂志上发表。
    从日本回国后,曾在安徽芜湖市省第二农业学校任教,在上海中华农学会任总干事兼《新学农杂志》主编,在上海市社会局园林场负责技术指导工作,在浙江省农业银行和合作事业管理局负责干部培训工作,在上海商品检验局任技正兼茶叶检验处处长。虽然工作岗位变动多,但始终没有离开“农”字,尤其是不忘振兴我国茶产业事业。在上海商品检验局工作期间,他编制了中国第一部出口茶检验标准,并积极倡导产地检验制度;1935年,他与人合作撰写出版了长达13万字的《中国茶叶复兴计划》;他先后到日本、印度、斯里兰卡、印尼及英法诸国考察,对国际茶产业情况作详细的调查,写了多项调查报告,提出了改进和提高我国茶叶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建议。他的茶叶著作很多,著有《茶经述评》,被誉为“20世纪的新茶经”,是当代研究陆羽《茶经》最有权威的著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为该书作序时,称他是“当代茶圣”。还有《茶树原产地考》《中国茶叶改革方准》两篇论文,是最早关于中国茶树原产地的研究成果论述。《茶树原产地考》一文,驳斥了西方人贬低中国,说茶树在公元517年才输入中国的谬论,证实了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已经用茶,还中国茶叶原产地的荣誉。在抗日战争后期,他提出高等院校要设茶学系的建议,在重庆的复旦大学设立茶叶专业是他促成的。
    吴觉农是一位出身于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为振兴我国茶叶业含辛茹苦奋斗了一辈子,几经挫折,百折不回,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刻苦钻研,忘我工作,从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他认识到要振兴茶叶,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要做大量艰苦扎实的工作;他一贯注重实地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搞清楚问题症结所在,提出科学振兴计划;他懂得要提高茶叶品质,必须先从培养人才入手,特别是培养年轻人,只有掌握了先进技术,才能开拓创新,为培养人才他甘为人梯付出了一生辛劳;他懂得理论来源于实践,善于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从中找出规律;他笔耕不辍,著书立说,为后人留下了数百万字珍贵资料。他青少年时就立志爱国报国,心中始终装着“祖国”,要为祖国争取荣誉、为振兴中华多做贡献。这些都是他的宝贵品格。
吴觉农是茶叶专家,他谦逊说自己“我一生事茶,是个茶人”,他还是经济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建国前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分裂和内战的阴谋。参与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等人发起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组织(又称“小民革”,这是一个不公开组织,建国初自动解散)。吴觉农利用他的工作和声誉,掩护中共地下党员,营救蒙难青年,宣传党的政策,把他获取的重要军事情报及时送给我军。在上海护送好几位民主人士安全去香港。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任命吴觉农为农业部副部长,并兼任中国茶叶总公司总经理。在领导岗位上,他继续关心茶产业的发展,拟定了增产红茶出口、增加外汇收入计划,为提高茶叶质量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49年10月,吴觉农加入民建,连续几届担任民建中央委员、中央常委,是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全国政协第三届、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常委。他的一生勤勤恳恳、淡泊名利,清廉自守、无私奉献,年过90高龄仍老当益壮,每天坚持政治学习,关心国家大事。
蔡邦华、吴觉农两位先贤家国情怀、为国家民族无私奉献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人们将永远记住他们。
    (作者系省政协原副主席、省委会原主委)
       本文刊载于《情系中华》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