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常良，1934年5月出生，1956年6月加入民建。曾任民建浙江省委会组宣处正处级调研员。

    我1955年到民建工作时，对民建一点不了解。报到时先到省委统战部，有关领导说到民建去工作，只说是工商界中上层组织，工作要求比工商联高，工商联是业务工作，民建是思想工作，要我好好干。我只知道服从组织调配，不敢问，心想不知道要干几年，几年后可能又要把我调去什么单位？结果一干干了四十年，干了一辈子，当初真没有想到。
    到民建后我就找有关资料学习，知道“共同纲领”，“政治协商会议”，民建和其他几个党派历史。知道当初中共中央和各党派有一个协议：“共产党有义务向民主党派输送干部”，因为当时民主党派没有条件自己选拔干部。我当时一心想跟共产党闹革命，建设新中国，这是多光荣的事情！现在到了民主党派，工资大打折扣，害得母亲和妹妹吃苦。但嘴上一直不说，也没有地方说，只好放在肚里，心想最好有一天突然又接到调令，调我去其他地方轰轰烈烈地闹革命。
    现在看来，那时的想法十分好笑。经过四十年的磨炼，我对民建对统战认识不断提高，我对民建有了深厚的感情。我在职时有的申请入会同志对民建认识有问题，有的基层党委领导对民主党派认识有问题，我都主动上门给他们讲道理。
    做民建工作，做民主党派工作其实是做团结人的工作。我们去团结党外人士，把大家凝聚在党的周围。团结人，就要深入基层，广泛联系会员，和他们做朋友，和会员打成一片。我在民建是一个“小人物”，对民建组织谈不上什么贡献、成就。但我深入基层、广泛接触会员，和会员交朋友。他们信任我、欢喜我、记挂我。我为他们服务，坚决不会伤害他们。
    我在省委统战部和省政协都有朋友,但我有更多的朋友在民建组织，他们在省属单位，在大专院校，在全省各市……我想念他们，他们记挂着我。不少会员在我退休已20年的今天还和我保持联系。
    由于我在会时间长，以会为家，继往开来，同时深入基层，联系会员，广泛参加会员活动，所以不仅对省委会老一辈领导，而且对各市委会老领导都比较了解，我知道他们的贡献和作用。这些老领导有的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受过误伤，但他们毫无怨言，忠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我讲几位最重要的，接触交往最深刻的。
    孙起孟（民建中央原主席）
    孙老是民建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长期担任民建领导工作。因为他是国家领导人，虽然他来过浙江好几次，但我只能远距离接触，听他的讲话，连握手机会也没有。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来浙江视察工作时生病住院了，汤老挑选我去孙老身边照顾，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鼓励和荣誉，使我有幸聆听孙老的教诲。他地位高，但不居功，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我是一般干部，但他没有架子，对人尊重，不让我干应该属于护理护士的工作，他说这是分工。“我要汤老把你请来不是要你做护理人员的工作！”孙老在病重期间仍关注国家大事，他每天早上第一时间要我把当天的《人民日报》拿来，如有“社论”或“评论员”文章，要一字一句读给他听，连标点符号也要读。他说这是党中央声音，要认真学习领会。他熟悉有哪些人在写“社论”或“评论员”文章。他有时可以说出这篇文章是哪一位领导写的。
    汤老经常来看望孙老，看孙老病情有无好转，他俩都非常关心我省和各省民建领导接班人问题，商讨接班人选。他们认为：“接班人挑选不好，会断送民建优良传统，毁掉民建。对不起后人。”对两老谈论的人事问题，我按组织纪律，不记录，不外传。孙老病情好转后，还问我和家庭情况，问我做过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到民建工作的。当孙老知道我原是胡庆余堂一个共青团员，抱着革命热情出来“革命”，结果不在共产党队伍，却长期在民主党派工作，有失落情绪，他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勉励我在汤老身边好好工作。他说，为民建工作，也是为党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很重要，要有人搞并认真把它搞好。革命队伍里有很多“无名英雄”，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在党外为党工作、为党的目标奋斗！孙老这些话使我再次接受统一战线教育。
    孙老病愈康复出院前，在他提议下我们合影留念。
    唐巽泽（民建省委会原主委）
    他对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拥护，在工商界中有很高威望。他经常给民建会员和工商界作报告，大家非常愿意听，八百多人的会场，经常座无虚席。他作报告往往不用讲话稿，一讲半天，内容联系实际，生动透彻，针对民建会员和工商界思想，有声有色，深入浅出，听的人津津有味，全神贯注，忘记时间。
    他对干部要求严格，大胆使用。我1955年9月民建报到后分配在组宣处，他要求我主要负责组织发展和建设，用一两年时间去绍兴、嘉兴、湖州、金华发展一批会员并建立市委会（筹）。
    他慈祥可亲，平易近人，关心干部。在他手下工作有安全感。他带头深入基层，联系会员，要求每个干部至少联系1个支部，和会员谈心、交朋友并进行家庭访问。他听中央或省委领导报告，记录的速度惊人，身备几支钢笔，把报告全文记下来。但只有周平英（唐巽泽夫人）、周介东（民建省委会原工作人员）二人看懂记录文字。
    冯梯云（民建中央原常务副主席、监察部原副部长）
    他在宁波工商界中有一定威望，工作能力较强，有很高的文化，政治旗帜鲜明，听报告记录速度也很惊人，身备几支钢笔。因为他和唐巺泽工作能力、作风等有很多共同点，因此被浙江民建会员和工商界称呼为“小唐巺泽”。
    文革结束恢复组织活动后，孙起孟亲自出马点名要冯梯云到民建中央工作。他去中央后我和他的接触就少了。但我在职时，冯梯云和夫人来杭州，我还负责他们的接待工作。
    汤元炳（民建省委会原副主委、民建中央原副主席、浙江省原副省长）
    汤老，我在1952年到市工商联工作时就认识他。1959年民建省工委搬到长生路33号与省工商联一起办公时见面机会多了，但因为民建和工商联组织工作是分开的，工作上接触很少。
    1980年省“两会”（即民建和工商联）恢复组织活动，他负责领导“两会”工作，把我安排过来负责组织工作，有时叫我一起外出。他对工商界和干部非常爱护和关心，对反右整风中一大批工商界骨干和省工商联干部被错划为右派非常痛心。1978年至1980年，党中央接连下达三个文件，对错划要纠正。我回民建省委后，汤老首要任务是要我代表他去看看被错划右派同志有没有被改正过来，在各地工作生活情况怎么样。我去省委统战部开介绍信去各地落实政策并向他汇报，他才放心。
    汤老很稳重，很细致谨慎。作报告时，都按原稿宣讲。他每次对我提供的名单一点一划看得很仔细，有一次一个“候”补的候字我写错了，可能是多了一划，他看后给我指出来。
    俞佐宸（民建省委会原主委、宁波市委会原主委）
    俞佐宸在宁波工商界、全省工商界，甚至在香港工商界中都有一定影响，有很高威望。八十年代省政府成立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汤老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为了解决启动资金问题，汤老计划带我去宁波请俞佐宸出马走一趟香港筹款。但可惜俞佐老和夫人周竹君都表示体力不行，“力不从心”，只好作罢。我和汤老还吃了一餐周竹君烧的美味，她烧菜技术有一套，宁波籍香港企业家来宁波去拜访俞佐老，欢喜吃她做的菜，吃过的人都会夸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