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困难，找民建”，这是我一生最深刻、最难忘的体会，也是一曲曲动人故事的真实写照。
    我是1996年8月加入民建组织的。早在八十年代，我在浙江黄岩投资创办了黄燕模具有限公司，每年都需要大量的模具钢材。记得1999年初，我从法国进口一批价值800多万元，重达900多吨的模具钢，委托珠海海运公司承运，计划将这批货运到宁波港后，再用汽车转运到黄岩。结果当货船行驶到香港湾时，因风大浪急，不幸翻船沉没，不但全部货物沉入海底，6名船员也翻入海中，后被海警人员救起。当我得知此情况时，顿时感到天昏地暗，无法接受这突来的事故。在这关键时刻，我首先想到的是民建组织，依靠的也是民建组织。这艘沉船打捞工作由香港打捞公司委托重庆打捞公司打捞，因重庆打捞公司香港进不去，只能将打捞上来的钢材再搬到香港的船上转运过来，但打捞费用要127万元，首先要我支付给香港打捞公司。于是我带了10万元现金准备先去香港处理，结果在香港进关时又被没收，说不能带这么多的现金。这边要127万元的打捞费，这边又将我的10万元现金没收，使我心急如焚，逼得我走投无路。这时我想起自己是一名民建会员，有困难应该找组织帮忙，所以我马上与民建中央、民建浙江省委会和民建重庆市委会联系，并拜托时任浙江民建省委会主委吴国华与民建中央商量，有无香港民建会员帮忙。民建中央立即展开调查，正好发现有一个做塑料生意的老板是香港民建会员。在这位香港民建会员的热心帮助下，在重庆民建的协助下，很快就借到了127万元的打捞费。后来将这笔巨款交给香港打捞公司后，这个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这批钢材如数运到了宁波港。
自从这件大事发生后，民建中央领导就知道了我。记得有一年，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到浙江参加论坛，他特意叫身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他那里。到他那里后，他问长问短，了解企业发展情况，问办厂有什么困难，我一一作了回答。在会议室，成思危主席还与我合影留念，至今这张照片还珍藏在家中。
    我还多次参加民建中央举办的会议。有一次在厦门开会，民建中央的一位副主席还接见了我。这一切都使我记忆如新，十分感动。
    1993年，我把目光瞄向上海，在上海奉贤买地80亩开始做汽车配件和模具。上海民建对我十分关心，希望我加入上海民建。时任省委会主委程炜曾两次陪我到上海，帮我解决在生产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这一切都使我十分感动。我心里想，用什么来答谢各级民建组织的关怀呢？只有发展生产，为会多作贡献来感谢。于是，我乘改革开放的东风，大胆创新，拼命工作，使企业得到有序健康发展，仅在上海，每年上交的税金就达六、七千万元。后来我又在安徽、昆山征地，进一步把企业做强做大。
    我1953年出生在浙江黄岩的一个国民党爱国人士家庭，自小酷爱学习。在小学，门门功课都是优秀。小学毕业时，正逢文革时期，我被剥夺了继续上学的权利，只好“修理地球”。但在每日辛劳之余，我借来了中学课本来学习，对数理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机械。从此，我与机械结下了不解之缘。1971年开始，我当起了乡办机械厂厂长，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我父亲落实政策之后，我决心在商海里闯一闯。于是，1985年，我以1200元资本创立五金工场，生产经销小型锻件，从此开始了艰苦的拼搏。想当时，模具技术含量高，设备精密，专业化程度高，分工明确，有从事设计、测绘的，有从事钳、刨加工和线切割加工的，也有从事热处理和模锻、模坯生产的，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办厂伊始，我将产品设计中难度最大、最复杂的工作担当起来，几乎每天都是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将全部心思倾注在绘图笔端。我既是厂长，又是普通工人，在车间与工人们切磋技艺，现场解决技术难题，干得满头大汗，深深地感动了工人们。
    现在，公司依靠科技进步，已能生产高精度的大型复杂模具，为京、沪、杭等地的汽车制造厂、电视机厂、洗衣机厂生产制造全塑保险杠、整体驾驶室仪表台及灯具、彩电、洗衣机、空调器等外壳模具，不少产品荣获国家与省级优秀奖，还出口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受到全国模具工业协会的好评。本人也先后荣获首届中国企业成功女性、浙江省接轨上海创业杰出女企业家、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巾帼女强人等荣誉称号，并曾担任省政协委员、民建省委会企业家委员会委员、台州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作者系台州民建会员、上海黄燕经贸有限公司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