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日记》读后感
发布时间：2018-01-17 10:26:08
|
作者： 程炜
黄炎培在1945年7月，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应中共中央的邀请访问延安。访问延安是黄炎培的夙愿，他信奉百闻不如一见，早就想到延安去看看。在访问延安期间，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没有一寸土地荒芜，没有一个人在闲荡，军民关系如鱼水，深受感动。他接触了中共领导干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和一些高级将领，与他们亲切交谈，特别是有机会与毛泽东多次促膝长谈，他向毛泽东提出如何跳出兴衰周期率支配问题，得到了毛的肯定回答，受到启示。延安之行使黄炎培大开眼界，他见到了解放区的新气象，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的光明前途增强了信心，鼓舞了他追求真理实现中国梦的勇气，成为他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
黄炎培从延安返回重庆后，成为新闻人物，许多人前来询问延安访问情况，他抓紧时间，一是将访问延安所见所闻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并冲破国民党当局新闻封锁的禁令，通过国讯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该书一版再版，不断扩大发行量，社会影响很大，对揭露国民党对解放区的恶意造谣中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立即着手，筹备组建新的政治组织（即后来成立的民主建国会），在他的日记中有详实的记载。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史料，拜读后我感触颇深，先贤们的艰辛创业付出，先贤们的政治智慧和革命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主要有以下三点体会：
一是黄炎培为自己的人生立下信条，“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在民建会的筹备成立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而且做得很完美。黄炎培1945年7月访问延安归来，为了争取国家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他萌发要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组织，既能在实现民主团结和平建国中发挥积极作用，又能维护切身利益的政治组织。他确立了这一目标后，不顾前进路上有多大的困难，都积极地排除万难去进行。8月，黄炎培偕同杨卫玉专访胡厥文，两个人对国家前途和对组建民建组织形成了共识。此后他为筹建民建组织先后举行大大小小24次会议，个别谈话的不算，时间上抓得很紧。当时没有会所就在私人住所举行，以后也是借用别的单位场所开会，由于白天大家公务繁忙，有不少次是利用晚上时间进行的，甚至讨论至深夜。黄炎培当时年已68岁，毕竟是年事已高，身体常有病痛，但他抱病坚持工作，精神可嘉。这是为了什么？这就是胡厥文在纪念黄炎培的文章中总结的最主要的两点：一是始终不渝的爱国主义信念；二是对于光明、对于真理执着追求的精神。孙起孟赞同胡厥老概括的这两点，认为很中肯、很重要。
二是在伟大的爱国主义旗帜下，黄炎培以爱国敬业为推动力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唤起人们的觉醒，善于团结工商实业界进步人士，善于发挥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他的回忆中写到“偕卫玉访胡厥文，商谈组织问题，厥文正有同感”。胡厥文不仅赞同黄炎培的意见，而且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胡厥文说，“民族工商界不能只是埋头搞实业，还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组织，取得应有的地位。”“工商界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不多，且大部分人不擅长搞政治，必须联合社会上对政治研究有素养的人士参加，将民间力量扩大起来，才能相得益彰。”于是他们两人商定邀请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人参加。
民建从成立开始，就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组织，而是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组织。实践证明，邀请章乃器等人参加民建筹备工作是正确的，他们不但在民建筹备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在日后推动民建事业发展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例如章乃器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素有研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他和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发起成立救国会，救国会的政治宣言是他参与起草的，后来章乃器等7人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关押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在法院庭审时，答辩书也是章乃器参与起草的。在法庭上章乃器大义凛然，震撼法庭内外，因而他获得了“宣言专家”的称号。民建在筹备过程中，要起草的文稿很多，如政治宣言、政治主张、政治口号、民建会章程及进行步骤等，有的是由章乃器先拟出提纲，经集体讨论商定，有的是先由集体讨论，然后由章乃器执笔成文，再经集体商定。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如何认清形势，把握大局，明确方向，持慎重的态度，要把文件起草好并非容易，章乃器积极地承担起责任，较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施复亮、孙起孟等人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筹备组充分发扬民主，各抒所见，不搞一锤定音，这样的民主作风，吸引了大家积极参与，凝聚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三是在对待民建会成立的大事上，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积极支持民建的，因为民建当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开展的反帝爱国民主斗争，与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精神是一致的，因而得到了中共的支持。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领导下，派员与民建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系，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则对民建会成立，不予承认。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喉舌，对民建会成立的消息不刊登。这为以后对民建会施加一系列的政治迫害直至取缔组织埋下了伏笔。但是民建先贤们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继续战斗，经受住了各种严峻的考验，直至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谱写了民建爱国、革命的光荣历史。
（作者系省政协原副主席、省委会原主委）
黄炎培从延安返回重庆后，成为新闻人物，许多人前来询问延安访问情况，他抓紧时间，一是将访问延安所见所闻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并冲破国民党当局新闻封锁的禁令，通过国讯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该书一版再版，不断扩大发行量，社会影响很大，对揭露国民党对解放区的恶意造谣中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立即着手，筹备组建新的政治组织（即后来成立的民主建国会），在他的日记中有详实的记载。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史料，拜读后我感触颇深，先贤们的艰辛创业付出，先贤们的政治智慧和革命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主要有以下三点体会：
一是黄炎培为自己的人生立下信条，“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在民建会的筹备成立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而且做得很完美。黄炎培1945年7月访问延安归来，为了争取国家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他萌发要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组织，既能在实现民主团结和平建国中发挥积极作用，又能维护切身利益的政治组织。他确立了这一目标后，不顾前进路上有多大的困难，都积极地排除万难去进行。8月，黄炎培偕同杨卫玉专访胡厥文，两个人对国家前途和对组建民建组织形成了共识。此后他为筹建民建组织先后举行大大小小24次会议，个别谈话的不算，时间上抓得很紧。当时没有会所就在私人住所举行，以后也是借用别的单位场所开会，由于白天大家公务繁忙，有不少次是利用晚上时间进行的，甚至讨论至深夜。黄炎培当时年已68岁，毕竟是年事已高，身体常有病痛，但他抱病坚持工作，精神可嘉。这是为了什么？这就是胡厥文在纪念黄炎培的文章中总结的最主要的两点：一是始终不渝的爱国主义信念；二是对于光明、对于真理执着追求的精神。孙起孟赞同胡厥老概括的这两点，认为很中肯、很重要。
二是在伟大的爱国主义旗帜下，黄炎培以爱国敬业为推动力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唤起人们的觉醒，善于团结工商实业界进步人士，善于发挥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他的回忆中写到“偕卫玉访胡厥文，商谈组织问题，厥文正有同感”。胡厥文不仅赞同黄炎培的意见，而且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胡厥文说，“民族工商界不能只是埋头搞实业，还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组织，取得应有的地位。”“工商界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不多，且大部分人不擅长搞政治，必须联合社会上对政治研究有素养的人士参加，将民间力量扩大起来，才能相得益彰。”于是他们两人商定邀请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人参加。
民建从成立开始，就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组织，而是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组织。实践证明，邀请章乃器等人参加民建筹备工作是正确的，他们不但在民建筹备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在日后推动民建事业发展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例如章乃器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素有研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他和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发起成立救国会，救国会的政治宣言是他参与起草的，后来章乃器等7人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关押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在法院庭审时，答辩书也是章乃器参与起草的。在法庭上章乃器大义凛然，震撼法庭内外，因而他获得了“宣言专家”的称号。民建在筹备过程中，要起草的文稿很多，如政治宣言、政治主张、政治口号、民建会章程及进行步骤等，有的是由章乃器先拟出提纲，经集体讨论商定，有的是先由集体讨论，然后由章乃器执笔成文，再经集体商定。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如何认清形势，把握大局，明确方向，持慎重的态度，要把文件起草好并非容易，章乃器积极地承担起责任，较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施复亮、孙起孟等人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筹备组充分发扬民主，各抒所见，不搞一锤定音，这样的民主作风，吸引了大家积极参与，凝聚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三是在对待民建会成立的大事上，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积极支持民建的，因为民建当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开展的反帝爱国民主斗争，与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精神是一致的，因而得到了中共的支持。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领导下，派员与民建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系，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则对民建会成立，不予承认。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喉舌，对民建会成立的消息不刊登。这为以后对民建会施加一系列的政治迫害直至取缔组织埋下了伏笔。但是民建先贤们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继续战斗，经受住了各种严峻的考验，直至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谱写了民建爱国、革命的光荣历史。
（作者系省政协原副主席、省委会原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