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号”发布前后，中国政党关系是如何转折的？
发布时间：2018-07-19 10: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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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这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预示着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诞生。
1、什么是“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特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五一口号”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特别是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2、“五一口号”发布经过？
1948年上半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所面临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已泾渭分明：国民党的战事已是强弩之末，蒋介石一意孤行的独裁、专制统治行将被推翻；共产党历来倡导和致力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政权，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推进而提上议事日程；国民党策划和制造的“较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闻惨案”等一系列惨案，使民主党派一些人士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过来，同共产党团结合作，一起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成为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愿望和自觉选择。
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晋冀察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又称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当日，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同一时间，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口号”。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
1948年4月30日，在保定阜平县城南庄，中共中央发布了著名的“五一”劳动节口号（简称“五一口号”）
3、“五一口号”源于廖承志的一封电报？
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起草与正式发布，在时机成熟和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还缘于廖承志的一封电报。1948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按惯例，为纪念这一节日，每年的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都会通过新闻宣传部门——新华社，对外作出专门决定，发表宣言、口号，举行集会、游行，刊发文章、社论。革命战争迅猛发展形势下的1948年“五一”劳动节，自然也不会例外。
当时担任新华社社长的是廖承志，正率队驻扎在位于太行山深处涉县的东西戌村。作为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想到的是请示中共中央。于是，他随即给中央发来一个十分简短的电报，询问“五一”劳动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重要事情发布。电文很快传到了西柏坡，机要工作负责人罗青长随即把来电送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廖承志的这封简短来电，当即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该是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于是，“五一口号”初稿应运而生。
4、毛泽东做了哪些重要改动？
根据中央统战部编写的《让历史告诉未来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六十周年纪念》一书的叙述，原来“五一口号”初稿的第5条是，“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在审稿时，以革命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前瞻性的执政党思维，把这一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通过这一重大修改，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各阶级、各社会阶层的民主进步力量发出了协商共建新中国的号召。
“五一口号”初稿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和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将第24条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样，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23条。
5、“五一口号”发布后，毛泽东做了哪些重要补充？
“五一口号”发布当天，南京伪国大闭幕，总统、副总统就职。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次日，即5月1日这天，毛泽东致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5条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
毛泽东的这封信函，表达了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真诚意愿。
6、各民主党派如何响应“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发布第二天，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即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
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欢聚一堂，对“五一口号”进行了热烈广泛的讨论。
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响应“五一口号”，希望早日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同一天，他们还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
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告台湾同胞书》，称“五一号召”“正切合全国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台湾全体人民的愿望。”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
5月8日，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目前新形势和新政协》为题，连续召开座谈会。郭沫若、章乃器等十几人发表演说，一致认为中共“五一口号”对于团结各党派，动员广大人民民主力量，促进革命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举行常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这个决议宣告民建放弃了最初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路线，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建发展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
6月9日、6月13日、6月25日，中国致公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分别发表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6月，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柳亚子、茅盾、朱蕴山、胡愈之等125人，妇女界代表何香凝、刘王立明等232人，也相继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五一口号”。
从6月份起，在民盟中央的倡议下，以香港为中心开展了一场新政协运动，各民主党派为准备召开新政协，纷纷举行讨论会、座谈会，撰写文章，贡献意见，研究办法，草拟各种方案，在当时，形成了一个为召开新政协献计献策的热潮。
农工党在1948年9月作出的《政治决议》中强调：“我们与中共不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战友，而且是建设新中国的长期合作者。”总部在北平的九三学社，处于国民党高压统治之下，不便发表公开声明，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才得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
总之，“五一口号”发布后，短时间内，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以发表通电、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等方式，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并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和安排，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北上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筹建新中国。
7、为何说“五一口号”是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于“五一口号”的热烈响应，还具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具有标志性的重要意义，即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已经在政治上实现了从同情和倾向中国共产党到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转变。而这个转变是中共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关系的根本性、历史性转变。追根溯源，中共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政治合作，始于抗战初期。但是，在1948年“五一口号”之前，中共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之间虽然并肩战斗、相互支持，但还只是基于反对内战和独裁，争取民主与和平的共同斗争目标基础上的政治合作关系，而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
1948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发出通知，积极拥护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发布之后，中共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在联合发表的《我们对时局的意见》中明确地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1月27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沈阳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这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以1948年“五一口号”的发布为分水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重要历史关节点，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价值理念，心悦诚服地承认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模式由此而初步奠定。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因此，1948年“五一口号”得到热烈响应，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由一般的政治合作进一步跃升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合作的重要转折点，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的历史界标。
8、“五一口号”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948年4月3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历史意义非同寻常，其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建设的重大影响深远至今。因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其中的第五条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播下了中国新型政党关系、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的种子。这粒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种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快速生长，不久即结出了多党合作的累累硕果。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等一系列，具有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的发生，深刻地凸显出了1948年
“五一口号”的非凡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衷共济的真诚合作，以1948年发布“五一口号”为开端，揭开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的崭新一页。从共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改革开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过70年的发展和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事业已经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制度设计上都更加趋于成熟。
今天，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实践已经包涵于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之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已经包涵于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理论之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而这一切都是由“五一口号”的发布所奠基的。
——节选自4月16日团结网
1、什么是“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特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五一口号”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特别是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2、“五一口号”发布经过？
1948年上半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所面临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已泾渭分明：国民党的战事已是强弩之末，蒋介石一意孤行的独裁、专制统治行将被推翻；共产党历来倡导和致力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政权，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推进而提上议事日程；国民党策划和制造的“较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闻惨案”等一系列惨案，使民主党派一些人士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过来，同共产党团结合作，一起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成为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愿望和自觉选择。
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晋冀察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又称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当日，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同一时间，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口号”。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
1948年4月30日，在保定阜平县城南庄，中共中央发布了著名的“五一”劳动节口号（简称“五一口号”）
3、“五一口号”源于廖承志的一封电报？
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起草与正式发布，在时机成熟和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还缘于廖承志的一封电报。1948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按惯例，为纪念这一节日，每年的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都会通过新闻宣传部门——新华社，对外作出专门决定，发表宣言、口号，举行集会、游行，刊发文章、社论。革命战争迅猛发展形势下的1948年“五一”劳动节，自然也不会例外。
当时担任新华社社长的是廖承志，正率队驻扎在位于太行山深处涉县的东西戌村。作为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想到的是请示中共中央。于是，他随即给中央发来一个十分简短的电报，询问“五一”劳动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重要事情发布。电文很快传到了西柏坡，机要工作负责人罗青长随即把来电送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廖承志的这封简短来电，当即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该是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于是，“五一口号”初稿应运而生。
4、毛泽东做了哪些重要改动？
根据中央统战部编写的《让历史告诉未来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六十周年纪念》一书的叙述，原来“五一口号”初稿的第5条是，“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在审稿时，以革命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前瞻性的执政党思维，把这一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通过这一重大修改，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各阶级、各社会阶层的民主进步力量发出了协商共建新中国的号召。
“五一口号”初稿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和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将第24条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样，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23条。
5、“五一口号”发布后，毛泽东做了哪些重要补充？
“五一口号”发布当天，南京伪国大闭幕，总统、副总统就职。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次日，即5月1日这天，毛泽东致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5条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
毛泽东的这封信函，表达了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真诚意愿。
6、各民主党派如何响应“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发布第二天，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即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
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欢聚一堂，对“五一口号”进行了热烈广泛的讨论。
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响应“五一口号”，希望早日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同一天，他们还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
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告台湾同胞书》，称“五一号召”“正切合全国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台湾全体人民的愿望。”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
5月8日，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目前新形势和新政协》为题，连续召开座谈会。郭沫若、章乃器等十几人发表演说，一致认为中共“五一口号”对于团结各党派，动员广大人民民主力量，促进革命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举行常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这个决议宣告民建放弃了最初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路线，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建发展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
6月9日、6月13日、6月25日，中国致公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分别发表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6月，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柳亚子、茅盾、朱蕴山、胡愈之等125人，妇女界代表何香凝、刘王立明等232人，也相继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五一口号”。
从6月份起，在民盟中央的倡议下，以香港为中心开展了一场新政协运动，各民主党派为准备召开新政协，纷纷举行讨论会、座谈会，撰写文章，贡献意见，研究办法，草拟各种方案，在当时，形成了一个为召开新政协献计献策的热潮。
农工党在1948年9月作出的《政治决议》中强调：“我们与中共不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战友，而且是建设新中国的长期合作者。”总部在北平的九三学社，处于国民党高压统治之下，不便发表公开声明，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才得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
总之，“五一口号”发布后，短时间内，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以发表通电、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等方式，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并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和安排，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北上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筹建新中国。
7、为何说“五一口号”是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于“五一口号”的热烈响应，还具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具有标志性的重要意义，即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已经在政治上实现了从同情和倾向中国共产党到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转变。而这个转变是中共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关系的根本性、历史性转变。追根溯源，中共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政治合作，始于抗战初期。但是，在1948年“五一口号”之前，中共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之间虽然并肩战斗、相互支持，但还只是基于反对内战和独裁，争取民主与和平的共同斗争目标基础上的政治合作关系，而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
1948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发出通知，积极拥护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发布之后，中共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在联合发表的《我们对时局的意见》中明确地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1月27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沈阳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这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以1948年“五一口号”的发布为分水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重要历史关节点，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价值理念，心悦诚服地承认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模式由此而初步奠定。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因此，1948年“五一口号”得到热烈响应，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由一般的政治合作进一步跃升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合作的重要转折点，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的历史界标。
8、“五一口号”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948年4月3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历史意义非同寻常，其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建设的重大影响深远至今。因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其中的第五条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播下了中国新型政党关系、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的种子。这粒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种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快速生长，不久即结出了多党合作的累累硕果。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等一系列，具有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的发生，深刻地凸显出了1948年
“五一口号”的非凡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衷共济的真诚合作，以1948年发布“五一口号”为开端，揭开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的崭新一页。从共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改革开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过70年的发展和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事业已经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制度设计上都更加趋于成熟。
今天，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实践已经包涵于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之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已经包涵于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理论之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而这一切都是由“五一口号”的发布所奠基的。
——节选自4月16日团结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