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理论来源，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多党合作制度的文化母体和重要根基。
    一、核心意识，“共同体”传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有学者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堪与中华帝国一比的，只有西方的罗马，可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再没有罗马帝国出现，而中国虽也因外患内乱有过分裂和混乱，但最终总是走向大一统的格局。历史经验证明中国数千年来能够维持统一之局而不垂，显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蕴涵着“共同体”的统一性特征。这种传统的形成，主要有两点原因：
   一是我国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特征培育了统一的大局观。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逐渐向四方拓展。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国家版图已经“东至朝鲜、南据岭南、北达阴山、西抵高原”，四方的天然屏障，使得中华文明在一个相对安全和封闭的环境中演进，逐步形成自成一体的“天下观”。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即是天下必须“定于一”。早期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定于一。”还有就是儒家把大一统思想作为一种治国的政治理想，并且付诸于历代实践。《公羊春秋》讲：“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后来《汉书·王阳传》解释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汉代董仲舒进一步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长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思想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基本常道。无论是历代封建王朝，还是近现代革命救亡，最终目标就是达到祖国统一，这已经构成了参与国政者共有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追求。这种深厚的文化思想影响到国家制度层面，必然需要制度运行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二是我国自古以来抗衡各种天灾人祸需要中央集权。“共同体”理念的形成，也同中国在季风气候下自然灾害频发有关。不论是黄河、淮河等水灾泛滥，还是蝗虫、干旱等天灾影响农业收成，都需要一个强大高效的行政系统承担社会救助职能。因此保持天下一统，就必须把权力集中到中央，由此保证社会秩序安定、中央政令推行。在我国历史上，一旦中央权力出现弱化，区域性的离心倾向甚至分裂势力就会乘势而起，给民族带来连绵的灾难。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体验，中华文明主要是在长期统一的环境下延续发展的。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共同体”传统，它熔铸了维护家国本位、责任伦理的共同体精神，维护坚强有力、以民为本的领导核心，坚守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政治底线，注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合作方式，塑造天下为公、修齐治平的士子情怀。折射到政治制度层面，它决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逻辑依据。“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只有树立起核心意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他党派自愿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政治上高度统一，指导思想上崇尚一元，政治目标上趋向一致。
    二、和合文化，“和为贵”理念孕育和谐政党关系
    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要讲求不同事物的和谐、综合。后来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以达到团结合作。荀子说：“万物各得共和以生。”他们所强调的“和”，是希望调节各种利益矛盾，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和对抗，最后达到人与万物的和谐状态。这种和谐思想的影响，“和而不同”的处事立场，正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政治协商的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一种合作与和谐关系。这种合作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遵循共同的政治准则，具有国家宪法和政策保障，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互相监督，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团结奋斗；这种和谐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合作共事中生死相依、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境界和状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对手，而是亲密友党。
    由此还能引申出传统文化对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益友”关系形成的重要作用。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还提到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的真诚状态。这些传统友谊文化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确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著名的“窑洞对”中，毛泽东对黄炎培周期率的回答已经反映出共产党在制度设计上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通过民主的方式达到和谐与统一。周恩来称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来说是“多了一个好帮手”。邓小平还专门作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演讲。习近平将民主党派称作“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在这些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看来，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挚友、诤友，理应长期地友好地交往下去，在治国理政中发挥好参政议政的作用。上述文化思想在前苏联共产党的制度设计中找不到，在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文化土壤中也难寻觅。这里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正确处理和对待其他的或对等的主体力量的一般原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和合”“和谐”和“和为贵”的价值境界。
    正是在这种和谐合作的关系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并积极为各民主党派参政创造条件，各民主党派参政并积极协助执政党更好为国为民。双方互相监督不是彼此倾轧，而是作为挚友和诤友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也是合作型政党关系的独特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逐步强起来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与“执政党一心一意谋发展、参政党同心协力助发展”的和谐政党关系是分不开的。
    三、人民立场，“民为本”理念代表广大人民利益
    早在殷商时期，那时的思想者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成为早期民本论的典型。孔子提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思想。孟子强调仁政，阐述了“民贵君轻”思想。汉代贾谊主张以民为本的思想，强调“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修政语下》）。唐朝的开国君主李渊、李世民父子吸取隋朝速亡的教训，感悟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并付诸政治实践，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曾经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政体》）。宋元明及清初的思想家们将民本思想继续发扬光大。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不囿于天意君德的说教，疾呼以“公天下”取代“私天下”，直指君王与臣民、治者与民众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黄宗羲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为臣的和为君的一样，都是为天下服务的，已经触及到了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的层面，达到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高峰。这种传统文化中的“施仁政于民”“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及“君舟民水”等文化思想对近当代的治国思想和政治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权、民生已经认识民众的主体地位，与传统的民本思想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是民主政治思想的巨大进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论联合政府》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名而经典的治国篇章无不闪耀着人民创造了历史、民众是主人、一切依靠群众等思想光辉。习近平多次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和“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制度设计上有效地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诉求，其内涵的合作机制、协商机制和监督机制在政治实践中，体现为在施政纲领上是爱民，在目标归向上是为民，在政治地位上是尊民，内涵并高于传统的民本思想，继承和超越了传统的“民贵君轻”“民水君舟”“民主君客”“爱民如子”的思想，使人民真正体现为国家主人。各民主党派正是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把人民作为一切发展的核心，尊重民众人格和意志的独立性，把民众政治权利的获得作为自身的使命和任务”的人民立场，才自觉接受其领导，维护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自身积极履职建言，参与协商交流，切实维护百姓利益，解决百姓遇到的难题。
    （作者徐迪波系民建会员、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干部。张莹系民建杭州市萧山区基层委专职副主委。陈红系民建会员、萧山区金融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戚天琪系民建会员、萧山区民政局妇委会主任。徐忭系民建会员、萧山区安全生产监察大队干部。课题负责人及执笔人：徐迪波。本文获2018年度民建中央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民建省委会理论研究优秀结项成果一等奖。本文节选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