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威胁着全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我作为一名工作在一线10年的“浙一”人，一名民建人，主动请缨，于3月9日前往省级新冠肺炎定点医疗单位浙大一院之江院区新冠重症监护病房，主持超声检查相关工作。这是医院领导对我的高度信任，更是民建省委会及浙大基层委领导对我的殷切嘱托。 
        早在疫情爆发的1月到2月期间，我就已积极响应院领导号召，放弃年休假，驻守浙一庆春院区超声门诊，配合非常时期门急诊病人的诊断和治疗；主动参加医院组织的登记和筛查门诊发热病人的工作，尽己所能为有序发现、分流和收治发热病人出力。 
        进入之江院区后，我全情投入到一线的诊疗工作。在隔离病房工作，首先要过的是防护关。穿隔离衣就是我们的工作之一，要按照流程戴手套，帽子，给护目镜滴防雾液，戴N95口罩，戴护目镜，穿防护隔离服，戴第二层手套，穿靴套，穿倒背衣，戴第三层手……只有保护好自己才是保护好大家。穿好后，病区的护士长会一再检查我们的防护衣有无缝隙，随后用胶带封上防护衣与口罩间的缝隙。更麻烦费时的就是脱下防护服。身材魁梧的我，反手脱衣，做到连帽卷起，还真不容易。但相比之后工作中的实际操作，防护程序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被三层手套裹着的手指，触觉几乎丧失；护目镜的起雾，视角的受限。平时不简单的工作变得更为艰难。超声，原是拼眼力和智力的工作，但到了隔离区，还要拼体力。如在重症监护室内我必须推着机器到每一个病人床边检查，挤在狭小的空间内侧身，扭腰，踮脚，转脖，以极其消耗体力的姿势才能完成一项检查。检查完所有的病人，往往要几个小时，这其中的辛苦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低头给机器消毒时，突然护目镜和鼻梁之间会有一道水流顺着皮肤流下，那是长时间工作脸上的汗水全积在护目镜内形成的；出隔离区脱下倒背衣，防护衣和里面的衣服已全部湿透，体感极难受……有人会问：抱怨吗？我可以真诚地说：没有。因为，当你看到监护室内同事们以最快的速度换好衣服，冲到工作区，那认真、忙碌、分秒必争的样子，谁还会有时间去抱怨？为了病人，我和同事24小时待命，没有一丝抱怨，因为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 
        在一线，我最难忘的莫过于亲历了两例高龄新冠肺移植手术的成功后的后期监护。 
        3月1日下午，浙大一院多学科协作在之江院区负压手术室完成了全球首例老年新冠肺移植手术。3月8日，又成功为一位70岁的新冠肺炎患者实施肺移植手术，是目前全球最高龄新冠肺移植患者。两台手术，风险高、难度大，凝结了浙大一院30余位医护专家的心血，真是医学上的奇迹。 
        当时我全权负责两位老人肺移植手术后的超声工作，压力山大。因为移植后病人需测量的各种指标时间是其他病人成倍，而重症专家们所有的决策都与我所出的每天心脏和相关血管以及脏器的超声变化息息相关，稍有差池，后果不堪设想。令我倍感欣慰和骄傲的是当我离开监护室的那天，一位移植病人已能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做康复训练。 
        今年，我在新冠隔离病房做超声。在这场病房战“疫”中，我看到了医院领导高度重视隔离病房的工作，看到了全体医护人员尽心尽力，看到了后勤人员同心同德，看到了我们的“0漏诊，0死亡，0感染”。

        （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超声中心主治医师 蒋大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