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眸：建国初期杭州民建、工商联是怎样建立组织开展工作的
发布时间：2021-02-01 17: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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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炜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了浙江全境。杭州是5月3日解放的，杭州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省会城市。杭州的解放意义重大，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推翻，从此杭州获得了新生，掀开了新的历史一页。
这时，中共浙江省委在杭隆重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七一”座谈会，邀请包括汤元炳、唐巽泽在内的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参加。汤元炳、唐巽泽当时都在上海，接到邀请信后，他们从上海赶到杭州来参会。在会上聆听了省委书记、杭州市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和省委副书记、杭州市军管会副主任谭启龙的讲话，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激动，他们为国出力机会到了，决心要为新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七一”座谈会召开不久，汤元炳被任命接管后杭江纱厂经理，后调任省政府工矿厅经理室主任兼浙江公营厂矿联营处经理，及负责杭州市工商联筹建工作。唐巽泽也是杭州市工商联筹委会领导成员，1950年5月民建中央指定唐巽泽等人筹建民主建国会杭州分会工作。人们要问，中共省委领导是如何知道汤、唐两位的。据曹湘渠撰写的《接管和改组杭州市商会前后》一文回忆说，“是吴宪同志告诉我，谭震林已亲自物色了原官僚资本杭江纱厂经理汤元炳出任杭州市工商联主委。并介绍，汤元炳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我党，后因被捕断了联系，保释出狱后去日本留学。后有党内经济界同志向谭推荐的。谭震林还亲自去杭江纱厂视察过，颇赏识汤元炳对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有丰富经验，认为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决定由他出任杭州工商联筹委会主任，再配上几个有声望的副主委，先把上层工作做好，团结一批工商界骨干，再有步骤接管和改组同业公会，就可顺理成章了。”
和汤元炳一样，唐巽泽也是党内经济界同志向中共省委推荐的。1928年唐巽泽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政治经济系，获法学士学位。进入浙江省建设厅合作事业室工作，历任科员、技士、视察、科长等职。后被省政府任命浙江龙泉县县长，时年28岁。此时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唐巽泽坚持民主、坚持进步、坚持抗战，并支持合作事业，发展生产，靠拢共产党，有“红色县长”之称，后遭到一批右翼人士反对而被迫离开龙泉，赴上海任律师兼教师。唐巽泽也是出任民建、工商联地方负责人的合适人选。
还有一位曹湘渠同志，他是中共杭州市委派来协助汤、唐工作的。曹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建国前以文化教育职业为掩护，从事反蒋地下斗争。曾任浙江日报副刊主编，当代晚报主笔、社长等职。建国后，根据中共市委决定，派他参加杭州工商联和民建的筹建工作，担任工商联秘书长，和杭州民建筹备委员会委员兼组织处处长。具体负责民建工商联与中共市委日常工作的联系，民建工商联两会协调以及机关干部教育和调配工作。他的工作担子很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一、杭州市工商联筹委会成立后，在中共杭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受命接收杭州市商会，筹建市工商联组织。这项工作任务繁重，充满激烈的斗争。杭州市工商联筹委会根据市人民政府文件，成建制的接收了旧市商会以及下属100多个同业公会组织和附属机构。经过大力整顿改组，把工商界进步的骨干分子团结起来，把一些不合格人员按不同情况作了不同的处理，这需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无私无畏的革命胆识。汤元炳在几位副主委、秘书长和干部的支持下，勇挑重担，克服各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使工商联面貌为之一新。
旧市商会（又称杭州总商会）机关坐落在中山中路249号（后改为187号），就是现在的南宋御街上，这里商铺林立，是杭州的繁华地段，它的前大门在中山中路上，后大门在后市街。内部房屋全是砖木结构平房，比较陈旧。移交给杭州市工商联的还包括一座电影院（解放前称“大光明电影院”，解放后改为“前进电影院”）（见照片），电影院前厅的房子可以用来办公，电影院有800张座位，可以开大会。建国初，市工商联机关干部、区工商联和同业公会干部总数达1100余人，也算是一个不小的系统。我是1950年8月从上海来到杭州的，在市工商联组织组担任会籍股股长，在工商联老房子办公。
二是配合党和政府开展爱国守法教育，引导广大工商业者积极搞好生产经营。建国初，一些企业惨淡经营，难以为继，市场萧条，失业工人增加。一些不法商人乘机操纵物资，哄抬物价，造成人心惶惶。杭州市民建、工商联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组织工商界人士学习《共同纲领》和国家有关政策，教育工商业者要遵纪守法、依法纳税，积极搞好生产经营，协助政府做好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稳定人心工作。推动他们参加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大运动，踊跃认购国家建设公债，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接受“三反”“五反”运动教育，取得了积极成果。“五反”运动主要是肃清五毒，划清守法与违法的界限，教育工商业者要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我曾参加“五反”运动第13检查队，在华丰造纸厂、杭州第一棉纺织印染厂和杭州光华火柴厂蹲点，亲历其境，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五反”运动提高了工商业者觉悟程度，涌现了一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骨干分子。在运动的最后，政府对各个企业分别作了处理，按照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5种等级进行评定。本着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都作了宽大处理，评定严重违法户的只是个别的。
三是认真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推动私营工商业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初，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了“一化”“三改造”任务。“一化”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造”就是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民建工商联联系的成员最为关心的是对资改造工作，他们担心的是怕失去私有企业和财产，许多人终日惶惶不安。一场充满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摆在民建工商联工作的前面。
民建工商联积极配合党委政府开展大张旗鼓宣传教育工作。民建工商联举行的大会、小会不计其数，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
在加强宣传教育同时，民建工商联积极协助政府做好各项政策落实工作。如人事安排如何做到量才录用、适当照顾；清产核资如何做到公平合理，尽量一次性了结，不留尾巴；公私双方如何做到互相尊重、相互配合。民建工商联成立了专门机构，从事调查研究、情况收集上报、向党委政府提出意见建议工作。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贯彻落实政策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有利于稳定人心，调动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加速对资改造的速度。1956年1月，全市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民建工商联向市委市政府报喜，得到了市政府的批准，宣告了对资改造任务基本告一段落。这场历时四年之久、涉及所有制重大变革的改造任务，虽然在工作中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但总体上是成功的，社会保持稳定、生产力没有受到破坏，一五计划提前完成，邓小平称之为“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法宝，充分发挥民建工商联组织优势和作用积极配合的结果。
二、杭州民建组织的情况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纷纷派员来杭州考察，物色人才，建立地方组织。民建中央也是如此，在1950年5月发文，指定唐巽泽、曹湘渠等5人为杭州民建筹备组，同年6月3日民建杭州分会筹委会成立，负责发展会员，建立支部，选配干部和会址。经过一年时间筹备，已发展民建会员96人，会址选在杭州建国中路大河下127号飞轮别墅内。1951年6月3日在会址的草坪上举行民建杭州分会成立大会。莅临大会指导和祝贺的有：包达三（时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他以双重身份代表民建中央和省政府）、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宪、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胡成放，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吴山民、李士豪、蒋震中等人。民建会员87人（见照片）。大会选举产生了民建杭州市委会，唐巽泽为主任委员，李文灏、胡海秋为副主任委员。
民建在飞轮别墅办公近10年时间。1955年4月，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成立也在这里，“中国民主建国会杭州市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建国会浙江省工作委员会”两块牌子同挂在门口。1956年1月5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黄炎培来浙江视察工作，在飞轮别墅出席会议（《黄炎培日记》中有记载）。
杭州民建成立时，市委会机关干部只有6-7人，以后随着工作开展逐步增加，干部大部分是从工商联机关选调的，机关编制有21人。设有秘书处、组织处、宣传处、工商研究处（后改称工商辅导处）。民建省工委作为民建中央派出机构，成立后除组宣处是单独外，其后勤行政部门是同杭州市委会在一起的，工作由市委会兼的。民建中央授权杭州市委会在宁波、温州发展会员，省工委成立后把这一职权归还给省工委了。省市民建机关干部多数是年轻同志，有一颗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做贡献的心，大家工作认真负责。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机关工作条件较差，整个机关只有一部电话机（四位数号码），一台5灯电子管收音机，放在中间会客室公用。书写工具全靠手工记录，复写或钢板刻蜡纸油印。财务部门用的是算盘。如召开大会要发通知，由两名工勤人员预先排好路线，骑着自行车在全市范围内送至每一会员的工作单位或家中。机关没有食堂，搭伙在附近的工厂，要行走一段路。那时，政治运动多，参加集体劳动多，如修筑公路、农村双抢等，机关干部常背着铺盖下乡劳动。尽管这样条件，大家还是积极参加，并无怨言。
民建中央对浙江民建工作十分关心，中央领导同志黄炎培、陈叔通、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孙晓村等人常来浙江指导工作，我见过其中的几位。
民建工商联成立之初，正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后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当时两会的工作任务相同，工作对象又相同，因此采取有分有合的方式。相同任务建立统一机构（如领导小组或委员会）共同进行。在“合”的同时还是有分工的。一般讲，涉及面上的工作，如整个行业或区的，由工商联来做，民建着重做“点”的工作，所谓点就是代表性人士工作，把他们培养提高成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在对资改造和各项政治运动中发挥模范、带头、桥梁作用。这就是我们在工作中总结的“灯亮一盏、光洒成片”，发挥骨干带领群众的作用，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但两会工作也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有矛盾时，民建和工商联主委一级先进行沟通协商，两会的主委都兼顾问，尽可能取得一致认识。同时发挥民建工商联机关支部作用，我们物色政治素质高、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能密切联系群众，“服众”的同志担任机关干部主任，及时做谈心疏导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李振华同志就是其中工作出色的一位。
民建做好“点”工作，重点是加强基层支部建设，充分发挥基层支部组织作用。民建在全市一些大的重要行业发展会员，建立民建支部，如丝织业、棉织业、轻工业、机械工业、棉布业、百货业、五金交电业等行业建立民建支部，还在大型企业中建立企业支部。各支部都配齐干部骨干，围绕各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中心加关心”开展活动。组织学习谈心和开展议政和为四化建设服务活动。民建市委会选派机关干部担任支部联络员，每个同志联系2-3个支部，协助支部主任搞好支部工作。市委会定期召集支部主任或下支部联络员会议，汇报工作、交流经验，年度总结评比，还注重与基层支部所在地区、行业主管部门的党委建立工作联系制度，争取党组织对民建支部的指导和帮助。总之，对基层支部工作抓得较紧，做得比较规范。支部工作较为活跃。
（作者系省政协原副主席、民建省委会原主委）
这时，中共浙江省委在杭隆重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七一”座谈会，邀请包括汤元炳、唐巽泽在内的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参加。汤元炳、唐巽泽当时都在上海，接到邀请信后，他们从上海赶到杭州来参会。在会上聆听了省委书记、杭州市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和省委副书记、杭州市军管会副主任谭启龙的讲话，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激动，他们为国出力机会到了，决心要为新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七一”座谈会召开不久，汤元炳被任命接管后杭江纱厂经理，后调任省政府工矿厅经理室主任兼浙江公营厂矿联营处经理，及负责杭州市工商联筹建工作。唐巽泽也是杭州市工商联筹委会领导成员，1950年5月民建中央指定唐巽泽等人筹建民主建国会杭州分会工作。人们要问，中共省委领导是如何知道汤、唐两位的。据曹湘渠撰写的《接管和改组杭州市商会前后》一文回忆说，“是吴宪同志告诉我，谭震林已亲自物色了原官僚资本杭江纱厂经理汤元炳出任杭州市工商联主委。并介绍，汤元炳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我党，后因被捕断了联系，保释出狱后去日本留学。后有党内经济界同志向谭推荐的。谭震林还亲自去杭江纱厂视察过，颇赏识汤元炳对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有丰富经验，认为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决定由他出任杭州工商联筹委会主任，再配上几个有声望的副主委，先把上层工作做好，团结一批工商界骨干，再有步骤接管和改组同业公会，就可顺理成章了。”
和汤元炳一样，唐巽泽也是党内经济界同志向中共省委推荐的。1928年唐巽泽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政治经济系，获法学士学位。进入浙江省建设厅合作事业室工作，历任科员、技士、视察、科长等职。后被省政府任命浙江龙泉县县长，时年28岁。此时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唐巽泽坚持民主、坚持进步、坚持抗战，并支持合作事业，发展生产，靠拢共产党，有“红色县长”之称，后遭到一批右翼人士反对而被迫离开龙泉，赴上海任律师兼教师。唐巽泽也是出任民建、工商联地方负责人的合适人选。
还有一位曹湘渠同志，他是中共杭州市委派来协助汤、唐工作的。曹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建国前以文化教育职业为掩护，从事反蒋地下斗争。曾任浙江日报副刊主编，当代晚报主笔、社长等职。建国后，根据中共市委决定，派他参加杭州工商联和民建的筹建工作，担任工商联秘书长，和杭州民建筹备委员会委员兼组织处处长。具体负责民建工商联与中共市委日常工作的联系，民建工商联两会协调以及机关干部教育和调配工作。他的工作担子很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一、杭州市工商联筹委会成立后，在中共杭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受命接收杭州市商会，筹建市工商联组织。这项工作任务繁重，充满激烈的斗争。杭州市工商联筹委会根据市人民政府文件，成建制的接收了旧市商会以及下属100多个同业公会组织和附属机构。经过大力整顿改组，把工商界进步的骨干分子团结起来，把一些不合格人员按不同情况作了不同的处理，这需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无私无畏的革命胆识。汤元炳在几位副主委、秘书长和干部的支持下，勇挑重担，克服各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使工商联面貌为之一新。
旧市商会（又称杭州总商会）机关坐落在中山中路249号（后改为187号），就是现在的南宋御街上，这里商铺林立，是杭州的繁华地段，它的前大门在中山中路上，后大门在后市街。内部房屋全是砖木结构平房，比较陈旧。移交给杭州市工商联的还包括一座电影院（解放前称“大光明电影院”，解放后改为“前进电影院”）（见照片），电影院前厅的房子可以用来办公，电影院有800张座位，可以开大会。建国初，市工商联机关干部、区工商联和同业公会干部总数达1100余人，也算是一个不小的系统。我是1950年8月从上海来到杭州的，在市工商联组织组担任会籍股股长，在工商联老房子办公。
二是配合党和政府开展爱国守法教育，引导广大工商业者积极搞好生产经营。建国初，一些企业惨淡经营，难以为继，市场萧条，失业工人增加。一些不法商人乘机操纵物资，哄抬物价，造成人心惶惶。杭州市民建、工商联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组织工商界人士学习《共同纲领》和国家有关政策，教育工商业者要遵纪守法、依法纳税，积极搞好生产经营，协助政府做好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稳定人心工作。推动他们参加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大运动，踊跃认购国家建设公债，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接受“三反”“五反”运动教育，取得了积极成果。“五反”运动主要是肃清五毒，划清守法与违法的界限，教育工商业者要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我曾参加“五反”运动第13检查队，在华丰造纸厂、杭州第一棉纺织印染厂和杭州光华火柴厂蹲点，亲历其境，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五反”运动提高了工商业者觉悟程度，涌现了一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骨干分子。在运动的最后，政府对各个企业分别作了处理，按照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5种等级进行评定。本着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都作了宽大处理，评定严重违法户的只是个别的。
三是认真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推动私营工商业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初，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了“一化”“三改造”任务。“一化”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造”就是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民建工商联联系的成员最为关心的是对资改造工作，他们担心的是怕失去私有企业和财产，许多人终日惶惶不安。一场充满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摆在民建工商联工作的前面。
民建工商联积极配合党委政府开展大张旗鼓宣传教育工作。民建工商联举行的大会、小会不计其数，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
在加强宣传教育同时，民建工商联积极协助政府做好各项政策落实工作。如人事安排如何做到量才录用、适当照顾；清产核资如何做到公平合理，尽量一次性了结，不留尾巴；公私双方如何做到互相尊重、相互配合。民建工商联成立了专门机构，从事调查研究、情况收集上报、向党委政府提出意见建议工作。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贯彻落实政策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有利于稳定人心，调动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加速对资改造的速度。1956年1月，全市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民建工商联向市委市政府报喜，得到了市政府的批准，宣告了对资改造任务基本告一段落。这场历时四年之久、涉及所有制重大变革的改造任务，虽然在工作中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但总体上是成功的，社会保持稳定、生产力没有受到破坏，一五计划提前完成，邓小平称之为“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法宝，充分发挥民建工商联组织优势和作用积极配合的结果。
二、杭州民建组织的情况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纷纷派员来杭州考察，物色人才，建立地方组织。民建中央也是如此，在1950年5月发文，指定唐巽泽、曹湘渠等5人为杭州民建筹备组，同年6月3日民建杭州分会筹委会成立，负责发展会员，建立支部，选配干部和会址。经过一年时间筹备，已发展民建会员96人，会址选在杭州建国中路大河下127号飞轮别墅内。1951年6月3日在会址的草坪上举行民建杭州分会成立大会。莅临大会指导和祝贺的有：包达三（时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他以双重身份代表民建中央和省政府）、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宪、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胡成放，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吴山民、李士豪、蒋震中等人。民建会员87人（见照片）。大会选举产生了民建杭州市委会，唐巽泽为主任委员，李文灏、胡海秋为副主任委员。
民建在飞轮别墅办公近10年时间。1955年4月，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成立也在这里，“中国民主建国会杭州市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建国会浙江省工作委员会”两块牌子同挂在门口。1956年1月5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黄炎培来浙江视察工作，在飞轮别墅出席会议（《黄炎培日记》中有记载）。
杭州民建成立时，市委会机关干部只有6-7人，以后随着工作开展逐步增加，干部大部分是从工商联机关选调的，机关编制有21人。设有秘书处、组织处、宣传处、工商研究处（后改称工商辅导处）。民建省工委作为民建中央派出机构，成立后除组宣处是单独外，其后勤行政部门是同杭州市委会在一起的，工作由市委会兼的。民建中央授权杭州市委会在宁波、温州发展会员，省工委成立后把这一职权归还给省工委了。省市民建机关干部多数是年轻同志，有一颗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做贡献的心，大家工作认真负责。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机关工作条件较差，整个机关只有一部电话机（四位数号码），一台5灯电子管收音机，放在中间会客室公用。书写工具全靠手工记录，复写或钢板刻蜡纸油印。财务部门用的是算盘。如召开大会要发通知，由两名工勤人员预先排好路线，骑着自行车在全市范围内送至每一会员的工作单位或家中。机关没有食堂，搭伙在附近的工厂，要行走一段路。那时，政治运动多，参加集体劳动多，如修筑公路、农村双抢等，机关干部常背着铺盖下乡劳动。尽管这样条件，大家还是积极参加，并无怨言。
民建中央对浙江民建工作十分关心，中央领导同志黄炎培、陈叔通、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孙晓村等人常来浙江指导工作，我见过其中的几位。
民建工商联成立之初，正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后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当时两会的工作任务相同，工作对象又相同，因此采取有分有合的方式。相同任务建立统一机构（如领导小组或委员会）共同进行。在“合”的同时还是有分工的。一般讲，涉及面上的工作，如整个行业或区的，由工商联来做，民建着重做“点”的工作，所谓点就是代表性人士工作，把他们培养提高成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在对资改造和各项政治运动中发挥模范、带头、桥梁作用。这就是我们在工作中总结的“灯亮一盏、光洒成片”，发挥骨干带领群众的作用，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但两会工作也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有矛盾时，民建和工商联主委一级先进行沟通协商，两会的主委都兼顾问，尽可能取得一致认识。同时发挥民建工商联机关支部作用，我们物色政治素质高、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能密切联系群众，“服众”的同志担任机关干部主任，及时做谈心疏导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李振华同志就是其中工作出色的一位。
民建做好“点”工作，重点是加强基层支部建设，充分发挥基层支部组织作用。民建在全市一些大的重要行业发展会员，建立民建支部，如丝织业、棉织业、轻工业、机械工业、棉布业、百货业、五金交电业等行业建立民建支部，还在大型企业中建立企业支部。各支部都配齐干部骨干，围绕各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中心加关心”开展活动。组织学习谈心和开展议政和为四化建设服务活动。民建市委会选派机关干部担任支部联络员，每个同志联系2-3个支部，协助支部主任搞好支部工作。市委会定期召集支部主任或下支部联络员会议，汇报工作、交流经验，年度总结评比，还注重与基层支部所在地区、行业主管部门的党委建立工作联系制度，争取党组织对民建支部的指导和帮助。总之，对基层支部工作抓得较紧，做得比较规范。支部工作较为活跃。
（作者系省政协原副主席、民建省委会原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