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杨佳同志是九三学社社员，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今年9月，中共中央统战部下发了《关于开展向杨佳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号召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学习宣传杨佳同志先进事迹、弘扬她的崇高精神，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同心同德、共策共进的优良传统，为全面夺取小康社会新胜利贡献力量。现将杨佳同志在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上的演讲《走进光明 走向世界》原文刊登，以飨读者。

    我来自九三学社。如果说我和大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现在大家看得见我，而我却看不见大家……可是，我还在教博士生，还在讲新课，还在主持科研项目。28年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学讲台。
    我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15岁上大学，19岁成为大学老师，22岁考入中科院研究生院，24岁成为该院最年轻的讲师。一路走来，阳光灿烂。
    我从未想过，命运之手会将这一切全部夺走———1992年，我眼前的世界变得朦胧起来。先是读课文读错行，后来书上的字变得越来越模糊。更可怕的是，视野也变得越来越窄，就像舞台的大幕徐徐合拢……医生诊断：视神经病变，失明将不可逆转！我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西医、中医、针灸甚至连最痛苦的球后注射，我都尝试过，可都无济于事。终于，一个早晨，我看到的是一片漆黑。那年我29岁。
    失明的痛苦难以言表，尤其是像我这样中途失明的人，适应黑暗的过程是一种煎熬，随之而来的还有婚姻家庭的破裂。我感到了做残疾人的艰难、做残疾女性更难，而盲人又是残中之残！
    一次，乘坐公共汽车，有人提醒我：“哎，那儿有个座”！我却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拼命想：她说的“那儿”到底是哪儿呢？再想，一个生活中连“这儿”、“那儿”都分不清的人，那她生命中的位置又在哪里呢？！我苦苦思索，我该怎么办？我别无选择：只有面对现实，从头再来。
    我像个孩子，在父母帮助下，学穿衣、学吃饭、学走路。不能看书，我就听书，录音机用坏了一台又一台。不能写字，就学盲文。可是，30岁的我，盲校都不收了，只好通过电话向老师请教。从ABC摸起，用手指尖摸来代替眼睛看，实在是太难了！
　　我有一个梦。我还想教书。可是，重返讲台谈何容易。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行路难。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爸爸给你当拐杖”！就这样，失明17年了，六千多个日日夜夜，冬去春来，我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臂，坐公交、挤地铁，辗转到教学楼，风雨无阻。
　　早上8点，我准时在教室里迎接我的学生们，他们哪里知道，为了不迟到，我和父亲不到6点就出门赶路了；我依然写着漂亮的板书，学生们哪里知道，我紧贴在黑板上的左手是在悄悄丈量着尺寸；我采用多媒体教学，学生们也不会知道，多媒体教室操作台触摸屏上被我悄悄贴上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胶布作为记号；几周课下来，学生们竟未察觉他们的老师是个什么也看不见的人。作家刘恒在报告文学《小杨教书》中写到“听杨佳老师讲课是一种美的享受……”
　　我还想写书，《研究生英语写作》、《研究生英语阅读》，得到了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我的导师被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界第一人”李佩教授亲自作序，称“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令人起敬的著作”。
　　我还想读书。2000年，我考上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师从于院长、全球化理论权威《软实力》一书的作者约瑟夫•奈。
　　我的论文《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被定为肯尼迪学院的范文。教“领导艺术课”的是哈佛的顶尖教授、曾在白宫效力于四位总统（其中包括克林顿总统）的高级政治顾问大卫?戈根教授。他为我破例打了哈佛的最高分“A+”，并为我赠书题字：佳，你教给了我们更多的东西！
　　毕业典礼上，当我从院长约瑟夫•奈博士手中接过毕业证书时，他对我说：“祝贺你！佳，你是中国的软实力”！顿时，全场几千名师生自发起立，为我，为哈佛大学建校300多年来第一位获得MPA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鼓掌欢呼，那一刻，我非常激动，感到无比自豪：我的哈佛经历证明了：中国人是好样的！
　　哈佛学成归来，我在研究生院、在中国，首创《经济全球化》、《沟通艺术》课程，成功将哈佛大学MPA拳头课程本土化，我的课程被挂到网上，创下了研究生院“空中课堂”点击量第一的纪录；所授课程被评为“优秀课程”，自己也由一名“优秀教师”成长为“杰出贡献教师”，并荣获“中科院十大杰出女性”、“中科院创新文化建设先进个人”。
　　我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赛会志愿者制定了“NP3S”专业服务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担任了《科技助残全球化与标准化》科研项目负责人；我成功竞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委员，我也荣幸地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唯一一位盲人女性。
　　一个人以何种方式获取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运用所学知识服务社会，报效祖国。
　　作为来自中国的首届委员会副主席，我利用联合国这一平台，让世界把目光投向中国。青海玉树7•1级地震，我在第一时间向联合国发出了请求，请求发表声明。这样做绝非易事，因为委员会正忙于讨论有关2月27日智利地震的震后重建工作，我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第二天一早，中国时间4月15日凌晨2点44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接受了我的请求，发表“关于中国青海玉树地震的声明”，对我国切实有效保障震区残疾人的各项权力给予高度关注和支持，并提出建议。这种闪电般反应，对于联合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被推崇为“中国模式”。
　　我在开拓一个新领域。这一领域是人文外交、人道外交、人权外交的复合，也是宣传中国的好时机。只有国家好了，残疾人才会好，残疾人好了，国家才会更好。上海世博会就有个史无前例的“生命阳光馆”，我感谢父母和家人，感谢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和全国妇联及社会各界的关爱，感谢这个好时代。
虽然五彩缤纷的世界在我眼前已暗淡无光，但我的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亮堂！10年前，我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今年又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失明将我的人生一分为二，29岁之前，我是在超越别人；29岁之后，超越自我。感谢命运让我知难而进、自强不息。一个人可以看不见，但不能没有见地；可以没有视野，但不能没有眼界；可以看不见道路，但绝不能停止前进的脚步。100次摔倒，可以101次站起来！让我们携手共进，战胜昨天，超越今天，迎接阳光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