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我参加杭州市工商联工作，1952年9月调至民建杭州市委会，先后任工商研究处（后更名为工商辅导处）干事、宣传处副处长。当时民建会主要任务是联系工商业者会员及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会员，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把工商业者会员培养教育成为工商界骨干分子，在对资改造中发挥带头、桥梁、模范作用。我有幸亲身经历这一伟大变革的过程。这是一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其改革成功与否，关系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和国家政权的巩固。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基本上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1952年，中共中央发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之“一化三改造”。
    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发展资本主义强烈愿望的一面，又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可能性的一面，因而不采取有的国家政治上剥夺（权利）、经济上没收（资本）的做法，而是根据中国国情采取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逐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最终达到消灭剥削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目的。在企业改造同时，实行对人的思想改造，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劳动实践，转变立场、观点，把工商业者由原来的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一项光荣又艰巨的历史任务。
    国家对资改造工作是有计划、有步骤展开的。
    首先是确立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壮大国营经济实力。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没收官僚资本，并将它改造成为国营经济，但总的来讲，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实力不强。迅速壮大国营经济力量是一项重要任务。国家相继成立了一大批国营公司，迅速掌控了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以保证市场供给，平抑物价上涨，打击不法商人投机倒把、扰乱破坏市场秩序行为、促进私营工商业改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步是整顿改造私营工商业，并把它们逐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国家资本主义具体形式有：
初、中级的：初级形式就是经销代销，中级的就是加工订货。
    对私营批发商的改造主要是转业，转为零售和服务业。
    高级形式就是公私合营。因为初中级形式都没有涉及企业所有制问题。私方人员在企业仍然掌握人、财、物三权，企业的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矛盾依然存在，劳资关系和公私关系紧张，束缚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因此必须实行公私合营，转变企业所有制的性质。
    公私合营先是采取“摘苹果”方式，即对企业生产规模大的、在省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条件成熟的企业先实行公私合营，犹如苹果成熟一个采摘一个。杭州市先期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有民生药厂、杭州第一纱厂、长安纱厂、六一织造厂、都锦生丝织厂等一批，以此树立榜样，通过先期实行公私合营企业的私方人员现身说法，解除其他人员对公私合营的疑虑和恐惧。待条件成熟时，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有人形象地称之为“采葡萄”。
    在公私合营过程中要处理好几个问题：一是清产核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面广，较为复杂，是公私双方争议焦点。政府制定了“公平合理、实事求是”原则和“从宽从了”方针，得到了妥善的处理。二是人事安排问题。政府根据“量才录用、适当照顾”原则，对私方人员进行了安排，对有业务专长、表现好的安排为企业副厂长、副经理（个别的安排为专业公司副经理），一般的安排为科室或车间业务人员。三是定息问题。根据清产核资核定的资金数，每年国家要向私方人员支付定息。定息息率问题，私方人员甚为关心，有“坐三保四望五”的猜测，最后政府宣布“定息五厘、七年不变”，广大私方人员喜出望外。实际执行情况是七年期满后，又延长了三年，共计十年。四是合作共事问题。合营初期，公私双方都有戒备心理，以致出现“相敬如宾、相对无言、相安无事”的尴尬局面。私方人员虽成为“半公家人”，但缩手缩脚，不敢大胆负责。经过一段时间磨合和学习了陈云副总理“资本家懂经营、会管理、有技术专长的要用起来”的指示后，情况逐渐有所改变。
    在这期间，我的工作很忙，有时夜以继日，星期天也不休息。我负责编发简报，把民建每次座谈会上反映的对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整理，向民建中央和党委政府部门报送。同时还要联系几个基层支部，通过支部活动组织会员学习讨论，交流思想，使支部起到了会员的家和学校的作用。
    杭州是省会城市，私营工商业比较发达，对资工作做得好坏在全省有影响。当中共中央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候，刚刚经历过三反五反运动的工商业者会员惊魂稍定，现在又得知要对资改造，思想震动很大。有些人因对对资改造的方针政策不了解，误认为要实行共产了，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之间归了公”，惶惶不可终日。多数人的心情犹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焦虑不安。民建杭州市委会根据民建中央和中共杭州市委、市政府的指示精神，充分发挥联系工商界的优势，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做好对资改造工作，重点是做好“一代表、二教育”工作。一代表就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积极向党和政府反映对资改造工作中有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二教育就是组织工商业者会员认真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资改造方针政策，进行爱国守法教育。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重要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他要求私营工商业者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家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就有光明的前途。民建工商联为此多次举行报告会、座谈会，还举办了工商界政治学校，对骨干分子实行轮训。当时坐落在后市街工商联大礼堂可容纳千人，报告会场场爆满。民建机关大小会议室，晚上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一些骨干会员白天忙完了企业工作和同业公会工作，晚上又赶到民建会参加学习。学习了毛主席讲话后大家深受鼓舞，逐步形成了听、跟、走的共识。
    五十年代，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同志作风深入，经常深入到各地宣传总路线总任务，召开座谈会，了解对资改造工作情况。黄炎培、陈叔通、胡厥文、孙晓村、孙起孟等都先后来过杭州。据文件记载，黄炎培曾致信毛泽东主席，表示：“总路线提出后，民建有必要到几个大城市做一番宣传工作，我很想在这上边尽一番力，做进一步的宣传工作。”黄炎培不顾年事已高，身体力行这样做了。我清楚记得有一次黄炎培来到民建杭州市委会机关。那天，横河桥一带站了不少便衣公安，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当黄炎培的车停在飞轮别墅时，唐巽泽主委迎候在门口，进了机关会议室，连喝水的热水瓶都随车带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黄任老。还有一次陈叔通来杭州，在下榻的大华饭店召开民建工商联省市领导人座谈会。我不是领导人，也通知我参加并在座谈会上作汇报。由于我的讲话声音轻，陈叔老听不清楚，他就从会议主席台主动走到我的座位旁听我发言。我当时诚惶诚恐不知所措，心里很紧张。陈叔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我怎么能担当得起。
    民建、工商联除了做好骨干思想政治工作外，还要做工商界青年工作和工商业者家属工作。为此，成立了工作委员会，针对一些工商界青年认为自己继承家业才做了资本家的，很受委屈，感到前途彷徨。民建、工商联组织他们学习，要求他们认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有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的目的。做好工商业者家属工作也是很重要的。往往丈夫思想有些通了，被家人枕边风一吹又动摇了。民建、工商联要求家属会员化阻力为助力，既帮助亲人，又解放自己，和亲人一道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6年1月，首都传来了北京工商界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天安门向毛主席报喜的消息，杭州民建工商联决定向北京学习，在1月17日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全市共有74个行业、5989户提出申请。经市政府批准公私合营的2533户，占申请户数的43.2%，其余3456户，走合作化道路。全市隆重召开了庆祝大会和举行大游行活动。
    历时整整七年的对资改造工作，至此基本上完成。而人的思想改造工作则是长期的，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这场巨大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不仅保持了社会稳定，而且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利用社会主义强大的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正确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的结果。邓小平对此作了高度评价，指出，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同时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工商界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是分不开的。
对资改造工作在国际上没有先例，由于缺乏经验，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失误。这主要是改造要求过急、速度过快，工作比较粗糙。如改造面过宽，把本来属于劳动人民范畴的“三小”（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也当作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挫伤了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对原工商业者的使用上，往往重视资金的利用，而没有充分发挥他们在企业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方面的积极作用，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了纠正。
    撰写此文的目的，是让我们年轻一代，了解新中国是怎样走过来的，了解社会主义革命充满着艰辛、曲折和复杂斗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往开来、开拓进取，努力实现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省政协原副主席、省委会原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