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华:打破死结 推进民间借贷“阳光化”
□ 记者 刘红霞
“吴英案”、“跑路老板”让民间资本成为今年两会上当仁不让的热点话题。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国华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民间资本出现的根源在于我国资金流动性方面,由于目前我国资金供量需求出现一些缺口,但企业仍是需要继续发展,这样就需要从各方面筹集流动资金来补充,那么当国家的一些渠道或者是国有银行里贷款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自然就会通过民间的信贷筹建一些必要的资金来度过一个阶段性的难关。
当前我国民间融资非常活跃,呈现出总量大、主体多、利率高等特点。全国人大代表、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晓端指出,民间融资有着积极的作用,其借款的便利性有利于解决个人与中小企业的燃眉之急,弥补正规金融的不足;但也存在不少负面效应和风险隐患,特别是欺诈性集资的危害,已对社会的健康运行形成重大影响。
“推进民间借贷‘阳光化’是大方向。”吴国华表示,必须进一步规范民间融资,通过整个融资体系的完善和改革进行深化推进。他建议,可设定专为民间资本设立的银行,将地下资金转为地上,将体制外的资金转为体制内,既有利于加强监管,又可以较好地解决民间融资问题。
然而,让民间资本“阳光化”也并非易事。根据民法通则,民间借款利息不得高于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否则不受法律保护,但很多人为了高额回报,还是愿意铤而走险。2011年,有媒体调查显示,从银行贷款月利率最低仅为0.6%;向个人借款月利率则为2%至3%;通过担保机构借款月利率至少5%;而通过被称为一些民间地下组织融资,月利率则高达18%以上。
一方面民间资本要“阳光”,一方面4倍的银行利率又卡的很严,民间资本面对高额回报不愿“阳光”,那么,该如何打破这一“死结”?
对此,吴国华指出,当国家的金融体制完善的时候,国家正式的大银行信贷的比重或者是信贷之间的利润达到合理的程度,对于小银行来讲,要贷给中小企业风险是比较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定位是正规银行利率的4倍应当还是比较合理的。
(摘自2012年3月7日《中国产经新闻》,民建中央网站、凤凰网、东方财富网、网易、搜狐、中国中小企业信息网等十余家媒体转载)
卢步东谈土地出让收入:4分钟发言 赢得5次掌声
3月9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浙江省副主委、浙江省旅游集团公司总经理卢步东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大会发言时建议,对近5年或10年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进行审计。卢步东发言的题目是“土地出让收入应该好好管一管”,约4分钟的发言时间获得委员5次掌声。
土地“盛宴”
土地出让收入成第二财政 卖地钱的使用“雾里看花”
卢步东发言时指出了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为2.7万亿元,其中北京1638.5亿元,上海1527亿元,而2006年至2010年五年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更是达到7万多亿元。
卢步东说,这些数据折射出的是国内土地市场的繁荣“盛宴”。但其背后,巨额的“卖地”收入如何使用值得深思。
许多城市的土地出让收入几乎与财政收入相差无几,有的甚至超过了财政收入,成为“第二财政”,但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如同雾里看花。
监督缺乏
土地腐败高发难免两副市长因地落马
卢步东指出,由于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导致使用随意性大,缺乏应有的原则。也导致了腐败案件屡见不鲜。
审计署一项抽查显示,10个省本级、23个市本级和41个县应纳而未纳入预算管理的848.26亿元非税收入当中,土地出让收入达到626.42亿元。
由于缺乏应有的监督,“土地腐败”的高发态势也就在所难免。
“2011年7月19日上午,历来被誉为人间天堂的苏杭,两位原副市长因利用土地出让贪污受贿上亿元,而共赴‘天堂’!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他连续2个反问获得了委员的掌声。
解决之道
审计土地出让收入优先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
“土地总有卖完的时候,到了那一天,房卖了,厂卖了,地卖了,我们还能卖什么?我们的子孙后代靠什么生存?”再次连续地反问,又获得了委员的掌声。
对此,卢步东提出了具体建议:他表示,对近5年或10年的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进行审计,不能是一笔糊涂账,而应该明明白白地告知社会、告知百姓;切实划分各级政府事权,努力构建财力和事权相适应的制度;在法律上系统规定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途径;要求省级政府加强对土地出让收入的监管,确保在阳光下运行;中央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及早制止寅吃卯粮的状况。明确土地出让收入优先解决失地农民和城市拆迁户的社会保障,以法律手段明确失地农民参与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
(原稿摘自2012年3月10日《山东商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团结报》、《浙江日报》、《联谊报》、人民网、新华网等数十家媒体对相关内容作报道)
车晓端代表:有序控制汽车增量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
记者 周咏南 嵇 哲 余 勤 翁浩浩
截至去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2.25亿辆,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汽车拥有国。全国人大代表、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晓端认为,如何在汽车工业发展、群众生产生活与城市生态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大难题。
“现在不仅大城市堵车,连有些县城也陷入交通拥堵的泥沼。”车晓端代表说,刚刚步入汽车社会的中国,受困于交通拥挤、大气污染、能源短缺等问题。
车晓端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除了部门分管协调少、购车需求空间大,还因为全国没有出台统一限控政策,各地政策不一,导致限控总量操作难。
“面对机动车特别是汽车无序增长带来的交通、能源、污染等突出问题,有序发展和统筹控制汽车增量显得尤为迫切。”车晓端建议,科学规划,实行城市汽车总量控制制度和按计划投放号牌制度。要全国联动,区域统筹;总量控制,限、降统筹;双管齐下,政、经统筹。借鉴北京、上海等地拍卖、“限号”的做法,取长补短,全国推行。疏堵结合,保障“公交优先”。在确定政策、设定指标、实行“限号”等措施前,务必以听证会等形式,最大限度听取意见和建议,以便更加科学、民主地决策。
(摘自2012年3月13日《浙江日报》第六版,国际在线、浙江在线、搜狐网、新民网、中国网等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