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龄递增与知识积累，我慢慢形成了自己做人原则：低调、正直、清白。为此，在走出校门前就抱定了不介入政治及政治性组织，做一个无拘无束的守纪、守法公民。从走出校门不久，到一九九四年底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前，仅在“文革”中有过短暂间歇，几乎年年都有好事者前来游说加入组织的问题。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参加省委党校举办的党外人士学习班后，一些党派的省级主要负责人邀我参加他们的组织，都被我一一谢绝了。
    一九九四年深秋，听到来自方方面面的信息：建议我加入中国民主建会。由于说的次数多了，给我原本平静的生活荡起了一点点小波。为了尽快消除这种被我视为不协调的小波，我打算会会从未谋过面的“大人物”。在我发出信息不久，我便接到了“要来”的通知。为了接待来客，我向公司办公室预定了公司大楼三楼的中型会议室。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天气，中共衢州市委统战部孔祥楷与李春宜两位领导驱车前来，到我办公室大约已是上午十点了。他们走到门前时，当时我背朝门脸朝窗，正在忙着处理问题。当我听到：“这是不是龚总的办公室”时，回头见到两位后，连忙放下手中之活，打算引领他们到会议室小坐。不料，孔部长早有安排，要我与他们同车前往巨化集团公司下属的生活服务公司开办的“红双喜”饮食店见面。我不想沾他们的光，回答说：“你们先去，我骑车随后便到”。对此，孔部长还认为我的“架子大着呢”。
    当我走进饮食店小包厢时，他们已点好了三个小菜和两瓶啤酒，此时我才感到“上当”了，初次见面怎可“受禄”呢，但事已至此，也只好客随主便了。入席后，孔先生除了开场的几句客套话外，便约我大谈起双方的工作往事。我当然不会谈什么我的往事，但我却认真地听着他的侃侃陈词，此中虽然偶有李副部长的插话、或被问及时我的简单回答，但主角绝对是孔先生。虽是初次见面，却有老友相聚之感。由于气氛融洽，不知不觉已过去几个小时，似乎从不认识便到了“老朋友”的境地。临别前，李副部长开口说：“龚总，我们来意你清楚，那事请你考虑考虑。”孔部长接着说：“老李，我们走吧，我想信龚总会成为我们的朋友！”一件在我看来根本不可能的事，就这样轻易地办成了。
    从这件小事上，我看到了孔先生的为人，孔先生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方法。
    孔先生的言行举止，充分展示出孔圣人的嫡血传承。《论语·学而》中有“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他与我虽是初次之交，但他用他那种特有的坦诚，毫无隐瞒地讲述着他的往事，声情并茂，从而充分赢得了我对他的人格之信任。“信”可打天下，也可服众人，诚信可取他人之心也！经过这次相聚，我深信他不是“说客”，而是一个可信的“人物”。
    人是有情感的动物，因而有“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之说。人之交，情为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吧。孔先生不是以高官临位，不是以上顾下，更不是应付差事的人。在接触中，他是一个《论语·季氏》中所说的“益者”（《论语·季氏》“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能与这样的朋友相交，正如清人张潮所说：“有多闻直谅之友，谓之福。”
    纵观历史，大迂回战略曾有过两次辉煌：一次是成吉思的“骑兵神术”、另一次是毛泽东的“小米加步枪”。大迂回战略表面看路线弯弯曲曲，实际上是通向目标的康庄大道。大事是如此，小事也不例外，这次“小店”之事，就是孔先生大迂回战略的成功。
    我与孔先生的日后多次接触中，受益匪浅，无论是“道”、还是“法”，他都给了我许多、许多。我能与这样的良师益友相触，真是难得、真是幸运。

    （作者系衢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民建衢州市委会原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