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制经济”、“政治上的诤友”、“监督法”、“伊斯兰教”、“散杂居地少数民族权益保护”，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词，在尤素福·蒋福弟那里得到了有机的统一。作为民建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杭州市委会主委、杭州市政协副主席，他从一个从事股份制经济研究的专家成长为一名有较高声望的“政治上的诤友”；作为蝉联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他提出了关于“监督法”的“一号议案”；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干部，他进京参加全国人代会12次，关于“散杂居地少数民族权益保护”的议案也提了12次；作为杭州市伊斯兰教协会会长，他不但为满足穆斯林群众的生活、宗教需求而不断呼吁，而且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在杭州市政协的办公楼里，人们时常见到一位个子不高、容光焕发的中年人，他总是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皮制摄影包。千万别以为他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从业者，包里装的也绝不是摄影器材。他是民建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杭州市委会主委、杭州市政协副主席、杭州市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尤素福·蒋福弟。他包里装的除了公文材料外，还有他的伙食，作为一名回族伊斯兰教信仰者，他每天的清真食品都是自备的，即使出差也不例外。

敢于直言的诤友

　　作为民建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杭州市委会主委和蝉联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蒋福弟把参政议政视作自己一生的职责，并为之勤奋地工作。远的不说，在2002年至2004年的全国人代会上，他领衔提交了17份议案和16条建议，内容涉及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在接受人民网记者的采访时，蒋福弟说，虽然我已是第三次参加全国人代会了，但一点也不感到轻松。人大代表没有新老之分，每一届都有新代表，老代表也要有新面貌。所以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老代表，我得从头学，进入新的角色，履行好我的职责。

　　他在各种会议上以发言多、涉及面广、见解深著称。有人问他其中缘由，他笑着说出了“五多”：多学、多记、多问、多跑、多思考。

　　从政之前，蒋福弟在国营商贸企业从事管理工作，是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和总会计师。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他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勇于实践，敢于创新，成为企业财务管理和股份制经济研究方面的专家。1992年，他受命负责杭州解放路百货商店的上市工作，在近两年时间里，他研读了大量有关股份制经济的文章，并结合企业特点推出上市方案，使解百一举成为杭州商贸系统首家上市公司。勤奋的学习和实践也使蒋福弟在理论上多有收获。1997年蒋福弟离商从政。面对社会角色的转换，他感到该学的东西实在太多。正是这“五多”，使他很快适应了社会身份的转变，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参政党地方组织的领导人。

　　蒋福弟在参政议政的舞台上“敢于直言”。他常说，我们作为参政党，就应该敢于把真话说出来，敢于做一个政治上的诤友。

　　1998年3月，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蒋福弟向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领衔提交了“加快制订《监督法》”的议案，被大会列为“一号议案”。按常理，议案获此重视，提案者应该感到很满足，但蒋福弟并未就此止步。他明白一个法律的出台因受方方面面的影响而进展缓慢是常有的事。1999年3月，他又与另一位代表共同领衔并联合60位代表提交了有关《监督法》的议案。他对记者说，我反映的是人民的呼声、广大老百姓的呼声，现在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犯法、以权压法、贪赃枉法的现象相当严重。《宪法》赋予人大以监督权，但是由于缺少《监督法》而往往使监督不能落到实处。老百姓是讲实的，要真的。人大作为人民权力机关，监督若搞“形式”、走“过场”，人民群众当然会很不满意，甚至反感。因此《监督法》的制定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非快不可！《监督法》如果出不了台，明年开会我还要提！

　　2002年8月，《监督法》草案拟就。蒋福弟作为十名全国人大代表之一，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邀请列席该草案的审议会。在会上，他又直言：最核心的问题是，《监督法》出台不是为立法而立法，而是讲求通过《监督法》很好地补充、完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监督权力，使监督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讲求监督实效，避免立法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2004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蒋福弟又一次提交了《关于尽快落实〈监督法〉出台的议案》。他的这份执着劲实在令人钦佩。

　　蒋福弟认为，只要出于公心，该说的话总是要说。作为杭州市政协副主席，在政协全会的小组讨论会上，他对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提出了意见。他说，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是履行职能的保证。政协干部队伍要年轻化，改变“干部到了政协是最后一站”的老做法；政协领导参加市里四套班子的活动项目要清理一下，现在陪同的任务太重，虚功太多，政协领导应该腾出精力，多做实事，多深入到委员和人民群众中去。这些意见被印在全会的《简报》上，在委员中传阅。

杭州穆斯林的兄长

　　从1983年起，尤素福·蒋福弟就在杭州市伊斯兰教协会任职，从副秘书长一直做到会长。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干部，他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反映少数民族同胞的意见和要求，维护其合法权益；作为一名穆斯林，他始终以兄长般的情意教育引导信教群众坚持党的领导，继承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积极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他对当前的民族宗教工作有很深的见解，主张用科学的发展观去审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他说，民族宗教工作有三个特点：一是长期性，这就要求我们要时时重视，不要事到临头才特别予以重视；二是群众性，对穆斯林来说，他们首先是群众，是信教的群众，不能只将工作重点放在“信教”这个问题上，而忽略了群众性；三是复杂性，民族与宗教两个问题总是交错在一起，处理这些问题一定要非常细致，不能有稍微的疏忽。

　　他还常牵挂着散杂居地少数民族权益保障问题。从1993年第一次进京参加全国人代会算起，到2004年他已进京开会12次，要求制定《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的议案就提交了12次。2003年浙江省高校招生工作中突然取消了对散杂居地少数民族考生的照顾政策，引起了少数民族考生的强烈反应。蒋福弟一了解到这个情况，马上提笔向省、市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并紧紧抓住2004年4月6日省委书记习近平等领导来凤凰寺视察的机会，在座谈会上建议，少数民族贫穷、落后的众多原因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教育的落后。党在教育上帮助少数民族的政策，正是为了从根本上关心、帮助和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加快缩小差距，与汉族共同进步。所以希望浙江省能从全面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出发，继续实施散杂居地少数民族与集聚居地少数民族同等待遇的办法，以促进我省的民族团结和进步事业。省领导和有关部门对此建议十分重视。5月省高招办发出紧急通知，恢复对少数民族考生加10分投档的优惠政策。

　　满足穆斯林群众宗教生活的要求是蒋福弟的又一份牵挂。作为杭州市伊斯兰教协会会长，他对穆斯林群众是兄长般无微不至的关心。在人大、政协的会议上，他不断地为满足穆斯林群众的生活要求而呼吁：大到新建宗教活动场所的立项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凤凰寺的维修及保护，小到穆斯林群众日常清真食品的供应与清真饮食条件的改善等，都凝聚了蒋福弟的心血。

　　2000年8月，杭州市某媒体违反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错误刊登了一篇有关穆斯林群众清真饮食习惯的文章，伤害了民族感情，引起了穆斯林群众的极大义愤，部分群众甚至要游行抗议。在此紧急关头，蒋福弟置病危抢救中的妻子于不顾，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件的解决当中。面对情绪激昂的群众的申诉和责骂，他强忍妻子病故的悲痛，与伊协领导班子一道，耐心细致地做好沟通、说服和疏导工作，终于得到穆斯林群众的谅解，而使事态逐步平息。事后回忆起这次事件，蒋福弟说，对于妻子和家人，我是欠了债的，但为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我无怨无悔。

杭州民建的“班长”

　　蒋福弟是在1997年5月当选为民建杭州市委会主任委员的。在机关里，他更乐意自称为“班长”。这个称谓，对他来说，是在强化他作为民建杭州市委会领导的责任。“班长”不但要带领大家在参政议政的舞台上有出色的表现，还要为班里所有成员服务。在“班长”的带领下，民建杭州市委会无论参政议政、社会服务还是自身建设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近年来，民建市委会发动会员、会员企业和机关干部为各类公益事业捐款100余万元。在杭州市“两会”上，共提交了125件议案和建议、183件提案。2004年杭州市人代会共立案议案13件，其中4件是民建会员代表所提；政协全会确定的10件重点提案中，民建市委会和会员所提的占了3件。

　　2003年，在他的倡议下，民建杭州市委会实行“领导重心下移”，即要求每位班子成员在任期内要参加一个支部的活动。这一制度深受支部、会员的欢迎。会员们说，现在领导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作为班长，蒋福弟到支部比以前跑得更勤了，而且基本上都在法定假日。

　　民主党派机关在规模上是个小单位，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免不了机关所特有的通病，比如工作效率不高、人际关系不够融洽、人员结构不合理等。蒋福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虽然民主党派机关管理一向比较宽松，但他依然把机关建设当作一件紧迫的事来抓。在每次机关干部会议上，他都要对大家进行“爱岗教育”。他说，在国有企业不少职工下岗、就业问题突出的当前，在机关效能建设的大背景下，无论是为自己的生存、发展考虑，还是从机关为会员、为社会服务出发，我们都没有理由不珍惜现有的工作岗位，不做好工作，人人都要为争做一名新时期的合格会员、称职的公务员而不懈努力。我们的社会每天都在进步，每天都在变化，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感，一定要与时俱进，否则就要被社会淘汰！在蒋福弟的推动下，在班子和全体机关干部的共同努力下，民建杭州市委会在机关人事制度上实现了多个“零”的突破：2002年，选派两位机关干部到市机关效能突出的政府对口部门挂职锻炼；同年7月，通过双向选择，引进了一位名牌大学的硕士毕业生来机关工作，走出了一条引进人才的新路子；2003年，对临近退休的机关干部成功实施分流；12月，又对社会服务处副处长一职实行竞争上岗，有5位机关干部按程序参与竞选，体现了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调动了机关干部的积极性。

　　接触过蒋福弟的人都感觉到他的平易近人，有人说他“一点架子也没有，不太像个领导”。对此，他的说法是：我来自于基层，本来就是一个平常人，再说领导并不是终身制，哪个领导都有退下来的时候。所以不管在位与否，都应该有一颗平常心，做一个平常人、耿直人、有心人，这对工作、对自身健康都有益。